储蓄—投资恒等式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我国目前则存在较严重的储蓄—投资失衡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低下引起的。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一直都处于稳步提高的状态，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并且，我国也有相当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部分对外投资也是我们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外国的储蓄剩余），即外国储蓄的吸收利用率偏低，外国资源的利用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再加上连年的贸易顺差，反而将我国的储蓄剩余输出到国外，使外国企业占用了大量的国内资源。更细致的说，在分部门的储蓄—投资实证研究中，我们发现，居民部门储蓄，政府部门储蓄和企业部门储蓄对中国投资率的贡献率各有不同，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显著的短期波动调整机制,但是企业部门储蓄和政府部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的过程中，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所以，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在短期内无法拉动投资率上升。居民部门储蓄虽然在国民储蓄占较大比重，但是居民储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也是相当低的。这有可能是我国现阶段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另一个关键所在。首先对目前现有的各种储蓄—投资理论作了简要的概述，介绍了亚当·斯密，凯恩斯，哈罗德，索洛—斯旺以及1980年Feldstein和Horioka的储蓄—投资理论，在对现有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现有的分析一般都集中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转化率高低，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投资来源于储蓄，而且投资是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大家早已知晓的。但是，储蓄中的多大比例转化为了投资，转化效率的高低是多少呢，具体到实证研究中，储蓄究竟在短期和长期中为投资率的提升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在开放经济中，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一国的储蓄可以自由地输出，成为其他国家的“投资”，而本国的投资也会有部分成为外国的储蓄剩余，在这些资本流动的背后，储蓄和投资的实质是什么，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在本文中将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为了更细致的说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及二者的相关关系，本文着重分析了开放经济中储蓄投资的相关关系及引入FDI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国内经济过个部门之间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以及各个部门对国民投资的的贡献率。为了便于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储蓄率比较，首先对我国的储蓄，投资情况做了概念上的区分，以确定统一的计量口径，以期说明我国的储蓄率，投资率的高低情况，我们采用了国民核算体系SNA1993。结尾部分，笔者也提出了针对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的相关政策建议，要尽可能多的吸收民间资金，提供多种投资渠道，创建多样化的投资平台。对外经济开放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外资的涌入，合理利用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