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和《秦腔》分别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和中国作家贾平凹的知名作品。两部小说诞生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从表面看来，并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两部小说想要反映的是同一主题，即文化冲突中个人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两部小说都采用了后现代的叙事策略，从而完成了对主题的多元化表述。同时，这些叙事策略也造成了小说叙事艺术效果的类同。因此，本文将采取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域，对两部小说叙事艺术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比较两部作品在相同主题的表现形式上的异同，分析类同叙事效果的成因，探讨文化要素对作品主题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三份个方面深入文本，首先分析两部作品的多重叙事视角，两部作品各自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形成了类同的混合交叉的叙事效果，从而使小说的叙事具有了多重性；其次根据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和对话理论，分析两部小说中的复调结构与叙事的对话性；然后通过对文本中具有主题性意义的意象的分析，研究小说叙事的隐喻性。依据对这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小说叙事策略实际是对小说主题的多元化表述，多重的叙事视角表现了文化冲突中个人文化身份的混杂状态；复调结构的运用表现了不同文化的对话与对立中，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小说中大量使用的文化意象使小说具有寓言式的隐喻性，并表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理性认识和对传统文化的缅怀与敬意。本文还将研究两部小说的叙事艺术的成因，分析作品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对作家叙事艺术的影响。并得出结论：两部作品叙事艺术上的类同效果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两位作家生活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文化现象和时代特点都对他们的小说的文本内容与表现形态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导致了作品叙事艺术和主题上的类同现象。同时对两部作品的研究还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的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同的发展规律及社会矛盾。总之，两部小说通过各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叙事艺术，对文化冲突中文化身份问题这一主题进行了书写。两部作品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的创作方式，这样的叙事艺术本身就带有一种寻求文化融合的意愿。两位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各自作出了对个人与民族的文化身份的追寻，提醒人们珍视民族传统文化，并给出了探求文化融合的新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