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转型时代”<①>，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上，更表现在思想体系上。人们逐渐认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令中国发展迟缓和落后，西方国家的富强、先进则是因为他们拥有以民主、科学为主导的先进文化。于是西方的学说不断被传入中国，同时还涌现出一股留学潮，五四运动提出的也正是以“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来挽救民族的危亡。1905年，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中国社会面临政治危机的同时，还面临着道德信仰危机<②>，传统的“士”被逐渐边缘化<③>，但是他们在文化传播上的影响却仍上升甚至占据主流文化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留学归来者不断增多，他们大多有着大学教授的身份，学术上颇有成就；与此同时，深受民主自由熏陶的他们还借助于现代的传媒方式和社团组织，试图重返“社会重心”<④>，探求救国救民之路。这其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尤令人关注。他们努力建立和维持独立的人格，处国共两党间，敢说敢做敢写敢骂；批评政府，毫不畏惧，主张自由和民主；但同时又希望维持一定的秩序，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国民党执政的框架内进行温和改革。 本文所要研究的钱端升就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员。钱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亲历过五四运动<⑤>，后获官费去美留学，专攻政治学，五年后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1924年，钱端升学成回国后，就安身于大学，先后在清华、中央大学、北大、西南联大任教，直到1952年高校调整政治学学科被取消，钱先生虽担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但教书生涯自此结束。钱端升也时刻不忘关注社会，除有过短暂的大学院从政经历外，还担任过《现代评论》的政治编辑、《益世报》主笔及《今日评论》主编。在钱端升的一生中，与自由主义者胡适、赵元任、金岳霖、张奚若和马克思主义者陈翰笙、周恩来等均有过密切往来。 钱端升先生留美时，受到哈佛大学政治学实证主义很深的影响，讲求政治体制必须与现实环境相符合。回国后，他集中研究了西方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先后出版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等学术论著及论文，奠定了其在相关学术界的地位。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后，他也将研究的对象从国外的政制转向中国的政制，除与同仁出版了《民国政制史》外，还与王世杰重新编写了《比较宪法》，重点修订了有关中国政制的一编。钱端升也关注着书斋外的社会政治，借助现代传媒工具参加过多次政治或文化大讨论。在《晨报》副刊上参加了徐志摩先生发起的“仇友赤白”的讨论，主张应在学理上而不是情感上来进行探讨，认为我们应该对苏联友好。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发起了“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追求自由与民主宪政的钱先生却主张当下的中国应该实行“新独裁”，在钱先生看来，当下中国解除民族危机、求得富强是制定一切制度、政策的前提，但这种政制只是过渡的一种形式，最终目标仍是实现孙中山先生所勾勒的“宪政”宏图。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端升与胡适、张忠绂赴欧美寻求国际援助，回国后到由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法学院任教。钱先生还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为中国的抗战和建国献计献策；在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的种种丑恶后，对蒋介石政府进行犀利批评，钱端升还主持创办了《今日评论》为同仁自由议政提供平台；对国民党的失望使得钱端升先生的思想开始左倾，认为中国需要一个联合政府，迎来建国的最后一环节“宪政”。 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用，拥有了许多行政干部的头衔。1952年高校改革后，他心爱的政治学科被取消，他的教书生涯被中断。虽然政务缠身，也抚平不了他内心的寂寞。反右运动中，他也没能幸免，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钱先生选择了沉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学又再次受到重视，已是耄耋的他再次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激情高呼。 考察一位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尚未充分为我们研究所重视的知识分子的生平和思想是丰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谱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钱端升生平的描绘和思想的简述来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