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历史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群体,该群体的成员既是朝廷政要,又是著名学者；他们不仅政绩卓著,而且学术成就巨大。阮元就是这一群体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一员,他身历乾、嘉、道三朝,一生任职高官,至位通显,年又老寿,却始终不废学术,不仅个人在学术上作出很大的成绩,而且为官一地即昌一方之学术,如在浙江巡抚任上有诂经精舍之设,居两广总督期间有学海堂之立,主持学术风会数十年,在学界被奉为“山斗”。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阮元的高官身份,人们多关注其政绩,而其学术成就往往为“名位所掩”。因此,对阮元学术成就及思想作进一步研究,以彰显“学者阮元”的形象,当是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此外,在清代,像阮元这样一身二任的人物,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学术趣向、治学宗旨、治学方法上与一般的学术研究者有别,故而对阮元学术作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进一步考察。阮元的学术成就巨大,其研究领域相当宽广,举凡经、史、文、天算、金石、书画等,均有涉猎。他不仅主持编纂、汇刻了大量书籍,而且亲自校勘、撰述了大量著作。在其通博的学术中,经学又是重心。阮元十分推崇经学,他认为“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圣贤之道存于经”,“士人读书必从经学始”。因此,只有通过对阮元经学的考察,才能把握阮元学术的精髓。阮元的经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学文献的整理,一是经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阮元的经学文献整理成就尤以汇刻《皇清经解》、校勘《十三经注疏》、编纂《经籍籑诂》最为巨大。在这三部文献的编刻中,阮元凭借其官员兼学者的特殊身份,出力尤多。《皇清经解》汇聚了清中前期主要释经、解经著作,具有清中前期经学史的学术意义；《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不仅是阮元在校勘领域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清代经学文献校勘成就的重要代表；《经籍纂诂》则是阮元训诂思想及观念的实践之作。因此,对这三部文献进行专门的探讨,对于把握阮元在经学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阮元的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些经籍名物、典制的考述以及经学诸观念、范畴的阐释上。《考工记车制图解》、《明堂论》、《明堂图说》、《封泰山论》、《孝经郊祀宗祀说》等文章,反映出阮元精审赅洽的训诂考据功夫；《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论语解》等,反映出阮元努力重建新的“仁学观”的学术旨趣；《性命古训》、《复性辨》、《塔性说》等,反映出阮元致力于新的“性命观”的阐释；《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孝经解》等,则反映出阮元对“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观念的倡导。故而,像这些单篇的学术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出阮元的经学思想与观念,是研究阮元经学的重要文献。从阮元的学术生平看,他的经学研究特点及经学思想的形成,渊源有自,既承顾炎武、毛奇龄、戴震之绪脉,又得焦循、凌廷堪之助益,同时还有广阔的社会政治、地域文化、个体身份等背景。入官以前,他的经学研究具有明显的考据特点；入官以后,他的经学研究又表现出考据与义理并重、汉学与宋学兼采、学术与经世结合的特征。由于受到扬州地域文化尊经重史、经世致用、开拓创新的通博学风的影响,阮元的经学研究又体现出博大宏通的气象。换言之,在治学上,阮元既强调训诂考据的文献功夫,又致力于圣贤义理的辨析探索；既坚守学术的求实、求是精神,又着意将学术与世用紧密结合。他所倡导的这些学术观念,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借鉴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阮元作为一个“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在学术研究中始终思考着学术如何致于世用的问题。尤其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嘉道之世,阮元极力强调学术的“实践”、“实行”、“实用”功能,有其良苦的用心。以学术为经世之务,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承担社会、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自觉意识,故而在阮元身上,蕴藏了较同时代大多数士人更为沉重、切实的忧时济世情怀。因此,阮元作为一位高官兼学者,不仅担当起了总结清中前期经学成就的重任,又身体力行、着意倡导,致力于学术与经世的探讨,影响了清中后期学风的变化,嘉道时期汉宋兼采学风的出现、今文经学的兴起、重礼思想的产生,既是当时时势使然,也与阮元的倡导有重要关系。可以说,阮元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桥梁式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