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为主导向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导过渡,并在2012年调整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模式。到2015年,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高达50.9%,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要素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逐步摆脱国内产业结构的“虚高度化”局面。基于此,本文认为,产业结构高极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结构变迁”即不同产业份额和比例的度量;第二,“效率提升”即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综合产业结构的“结构变迁”和“效率提升”,达到“结构效益”的提高,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要求。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较为明显,即相对于中等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劳动力所占市场份额较高,就业结构呈现“U”型特征。我国目前处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时期,如何顺利实现调整期的稳增长、促就业目标,是国内理论和实务界探讨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综合“结构变迁”和“效率提升”两个方面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就业结构“极化”的影响,发掘其内在的作用机制,为实现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目标做出边际贡献。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利用1996-2015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就业结构“极化”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第二,从东中西区域差异分析,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程度较高,吸纳高技能型劳动力,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以高技能型劳动力为主的就业结构;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一般,有助于同时增加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就业结构“极化”影响较为显著。西部地区资源条件受限,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建立长效机制,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程度较低,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影响较弱。根据论文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人才结构;第二,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需因地制宜,基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合理的产业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