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处于供给侧改革、结构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旧增长方式拉锯激烈,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环境污染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一系列危害公众健康的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产业结构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资源转换器,在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阶段,环境规制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环境治理的作用日渐凸显,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首先界定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并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方面因素,构建更为全面的“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通过回顾环境经济学和产业结构经济学的经典原理,系统阐述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并梳理分析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和发展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本文以2002年至2017年中国的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路径与影响效应。通过理论演绎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路径和传导机制;运用广义矩阵估计法、广义最小二乘法和空间杜宾模型,从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制度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尝试弥补已有研究中因忽略环境规制工具、行业、制度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引起的研究结果的偏误。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可通过技术创新、金融发展、投资需求、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路径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未能通过企业进入、要素聚集和能源消费等路径发挥作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命令—控制型、市场型、信息披露—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相对清洁型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有所差异;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财政分权程度、地方腐败程度和城市规模大小等制度性差异也会导致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产生差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忽视空间溢出效应将导致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被低估。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科学的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荷载脱钩,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