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在帮助创业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成长上、促进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上、以及支持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进步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已经成为了很多企业实现发展的重要融资途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风险投资的参与铸就了很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企业。其实，风险投资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传入我国，但由于一直以来我国都缺乏一个成熟、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风险投资机构缺乏标准化的退出渠道，导致其参与到创业企业投资中的积极性不高。直到近年来，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的不断完善、首次公开发行市场的不断升温，风险投资资本得以在国内正在完善以及国外已经成熟的资本市场通过 IPO实现成功退出，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才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在“新常态”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下，推动科技领域的革新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已经成为了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因此风险投资行业将迎来更多的投资对象和更为广阔的投资视野。在中国这一风险投资的新兴市场中，国内的风险投资在形成自身市场影响力的同时，国外经验丰富的机构也纷纷涌入，因为其拥有成熟规范的管理团队、广泛优渥的社会关系、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及格局庞大的战略筹备等各类优越的资源，他们的参与将深刻地影响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当前的布局和未来的发展。　　国内外的很多文献都已经探讨了风险投资的参与是否会对上市企业的市场表现和业绩产生影响，并就风险投资参与的影响结果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理论。以风险投资的存在性为基础，部分文献更深入地讨论了风险投资资本背景的不同是否会造成被投资企业在各类指标上的差异，但是主要以国有与民营来进行区分，就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中所出现的外资和内资风险投资机构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现象鲜有研究。同时随着被投资企业上市的渠道逐渐多元，上市地点不仅限于国内各层级的资本市场，还包括境外的各大交易所，然而对成熟度不同的交易所中被投资企业的表现差异也存在研究不足的现象。有鉴于此，本文考察了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中资企业在不同的资本市场上市时，外资风险投资的参与是否会显著影响其首次公开发行抑价，并分析了因为内资、外资这一风险投资背景的不同以及上市市场的不同而造成首次公开发行抑价差异的原因。　　本文采取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文献综述部分，首先从现有的影响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抑价的因素入手，回顾了研究除风险投资以外的其他会对企业 IPO抑价产生影响的原因，并以首次公开发行中不同参与者为出发点，从不同投资者之间、股票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承销商与股票发行人之间以及不同承销商之间四个角度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对衡量这些因素的指标进行了文献回顾；其次，本文将对 IPO抑价产生影响的因素范围进一步缩小，梳理了研究风险投资的参与以及不同风险投资特征的差异对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抑价影响的文献，并对已有的理论：如认证效应理论、筛选监督效应理论以及逐名效应理论进行了总结，对风险投资特征从风险投资的参与度、参与时长、风险投资机构的质量以及联合投资这四个主要研究方向进行了评述；最后，本文根据国外对新兴市场的研究以及国内学者的已有认知，对外资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特征以及投资效果进行了文献的整理，并提出了关于外资风险投资参与对企业IPO抑价影响的三个假设：1）有外资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的抑价显著低于无外资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2）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的增值服务可以帮助其实现盈利能力的提升；3）有外资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有更为完善、合理的股权结构。这三个假设覆盖的范围包括外资风险投资影响的结果以及内在的原因。　　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本文选取了2001-2014年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直接上市的439家有风险投资背景公司的观察数据，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两个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对外资风险投资的参与和首次公开发行抑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整体以及相互对比的分析。利用横截面数据回归方法，构造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背景、分市场对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首先将大陆与香港两个市场看作一个整体，就外资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相比于内资风险投资对企业 IPO抑价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其次分市场，就中国大陆以及香港两个地区分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然后为了探究成熟度不同的资本市场对外资风险投资机构是否存在认知上的不同，将全部有外资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单独提炼出来，讨论了在不同资本市场上市时这些企业在 IPO抑价程度上的差异；最后，从外资风险投资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从而实现其盈利能力的增长以及是否会帮助其完善股权机构从而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两个角度，在探究内在原因和机理上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实证分析。随后，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方程对实证的结果进行了多重共线性以及异方差的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对回归方程进行了修正。　　综合以上研究，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中，有外资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抑价会显著小于没有外资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支持了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在一级市场中有认证作用这一假设，即外资风险投资的参与在首次公开发行市场中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减少一级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并帮助被投资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得到更为合理的定价，从而实现更低的 IPO抑价水平。同时，对于在香港上市的有外资风险投资支持的中资企业来说，其首次公开发行抑价率显著小于在大陆上市发行的企业，说明在香港市场中外资风险投资机构拥有更为广泛的认证作用，外资风险投资机构的参与给香港市场投资者传递了更积极的信号。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拥有外资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有更高的总资产收益率以及托宾 Q，即外资风险投资的参与可以给企业带来价值上的增值，同时这些有外资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有显著更多的董事会人数、更高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以及更小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明外资风险投资的参与可以帮助被投资企业实现更为合理的董事会结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验证了外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企业带来更低抑价率的原因，进一步支持了认证作用的假说。　　最后，本文针对以上的研究结果以及目前行业的现状，对中国风险投资特别是内资风险投资机构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1）风险投资机构应该充分地利用自身资源与优势向被投资企业提供价值增值服务；2）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通过自身参与董事会或者引入外部专业董事的方式调整被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3）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用分段投入资金的方式，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可以保证风险资金的持续流入，并进一步吸引外来投资者的加入，保障企业后续的融资能力；4）风险投资机构可以利用其社会网络资源帮助被投资企业接触潜在的客户、对接优质的供应商、疏通销售渠道以及寻找合适的商业合作伙伴，实现企业运营能力的提升；5）本土的风险投资机构应该更多元化地选择投资行业及领域，不断扩宽自己的投资视野，加强识别有市场潜力、增值空间大且投资回报丰厚的项目的能力；6）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背景选择在合适的市场和时间进行 IPO退出，充分利用市场状况，提高被投资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长期回报率。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理论体系，对近期数据的运用增强了实证结果的说服力。在创新性上：首先，将风险投资背景的差异深入到外资与内资区别，进一步了解了有外资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上市首日的表现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其次，通过引入中国大陆和香港两个成熟度不同的证券市场，可以深入了解准入机制不同的市场对外资风险投资机构的认可程度；最后，通过对背景差异以及上市地点差异所造成的结果进行内在原因分析，可以提高对外资、内资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绩效、行为差异以及运作模式上的认知，有助于国内风险投资机构的学习与借鉴。同时，本文在研究上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比如仅从 IPO这一个退出渠道来探究风险资本的情况，并未将其他渠道的收益状况纳入考虑，并且由于很多有关风险投资的数据较为私密，尽管本文已从多方面构建变量体系，但仍存在考虑不周的问题，最后就外资风险投资对被投资企业的影响仅从 IPO收益这一个角度进行考虑，范围较为狭隘，在进一步的探讨中，研究者可以从早期的项目选择、长期的市场表现或者其他投资行为和投资成效进行细化，以此来更为深入地研究外资风险投资机构与本土的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