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治小学的重要手段是因声求义,代表人物是段玉裁和王念孙。《广雅疏证》是王念孙运用因声求义解决音义问题的重要文献。《广雅疏证》音义术语较多、较集中的反映了王念孙的因声求义思想。限於篇幅,本文选择《广雅疏证》中量较大的四个音义术语进行计量与考据研究,分析术语连接的字(词)音形义特点,在此基础上讨论术语的性质与来源,比较术语功能性异同,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讨论音义关系问题,进而分析术语显示的声韵相转情况与王念孙古音系统关系问题,最後作出总结。正文分六章。第一章属基础考据,主要对《广雅疏证》四个术语显示的音义问题进行考察验证。四个术语指“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主要考察验证这些术语联系的音义情况。第二至第五章主要从计量的角度分析四个术语显示的音形义问题。第六章主要讨论四个术语显示音形义特点,从声韵情况与王念孙古音学关系问题、术语显示的字形结构以及梳理的同源词情况展开讨论。结论部分主要从术语、音义关系、音韵、王念孙《广雅疏证》因声求义的特点与贡献以及音义关系研究要注意的问题五个维度展开深入论述。术语上,《广雅疏证》四个术语内部之间和外部之间功能上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声韵关系上,术语“一声之转”更强调声类的联系,术语“之言”“声近义同”“犹”更强调韵类的联系。形体关系上,利用谐声关系进行训释是术语“之言”和“声近义同”的重要特色。“一声之转”和“犹”多强调形体的异,而“之言”和“声近义同”多强调形体的同。词义关系上,“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三个术语显示同源的量在词义关系比重中最大,而“犹”义近的量在词义关系比重中最大。“一声之转”词义关系中,词义无关的量也较多。考察发现,这主要指联绵词的两个字字义无关。“犹”的词义关系中,词义无关的量也较多。这主要指“犹”连接的词来源於两种不同的概念。可以说,“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更多的属於语言学的范畴,“犹”更多的属於语文学的范畴。音义关系上,《广雅疏证》四个术语显示的音义关系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广雅疏证》四个术语显示的音义关系具有层次性,如“本义与引申义义近”“引申义与借义义近”“本义与借义义近”等显示了本义、引申义、借义三者之间复杂的词义层次。《广雅疏证》四个术语显示了义素与义位复杂的对应关系。一个义位或由一个义素组成,或由多个义素组成。多个义素之间或有联系或无联系。《广雅疏证》中的音义关系还显示了语音形式与概念的复杂对应关系。《广雅疏证》四个术语音义关系有如下特点：两个词间若有共同声符,且共同声符示源时,共同义素即共同声符的本义(即表示同一种概念),在声韵相同的情况下,两个词有同源关系；形体相异(即没有共同声符)的两个词,若有共同义素(即同一概念),在相同相关的语音形式下,可同源；形体相异(即没有共同声符)的两个词,词义的层次不同,在相同相关的语音形式下,一般是义近的关系；同一个词,有多个概念且概念(义素)之间没有关联或关联不大时,可以据形据音系联出一组或多组与该词义近或同源的词；有相同相关概念的两个词,可以根据相同相关的声音形式系联多组词,这几组词之间词义上或有联系或无联系。《广雅疏证》四个术语反映的语音形式与概念的复杂关系还表现在音义之间对称性与不对称性的统一。对称性是语音形式和概念之间相似性的体现,不对称性是语音形式和概念之问区别性的体现。另外,《广雅疏证》四个术语中的一字异音情况与《音义异同》中的音变构词用例有互补性,显示了王念孙对音义异同的认识以及对以义辨音的理解与运用。最後得出《广雅疏证》四个术语音义关系的总特征：《广雅疏证》音义关系是历时音义和共时音义的统一,是异质音义和同质音义的统一。王念孙没有具体的古声纽专门著作,他的古声纽思想主要包含在具体训诂中。《广雅疏证》四个术语显示了王念孙丰富的古声纽思想,这些思想表明他吸收了钱大听、戴震等的古声纽思想後,积极运用於具体音义问题的实践,并取得了较大成果。这些思想是清代古声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广雅疏证》四个术语反映了王念孙对韵转关系的认识,与王念孙古韵分部有一致性,显示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自己的古韵二十一部分部情况。另外,王念孙还根据具体训诂实践灵活处理韵转情况。王念孙《广雅疏证》因声求义的特点和贡献有三点,一是王念孙的“术语观”,即丰富术语的内涵,注重通过术语在词义训释中的功能性异同显示术语的特徵,大规模利用术语疏通故训,对传统训释术语进行总结与创新；二是王念孙的“音义观”,即对音形义三者间的联系有系统认识,同时对语音形式和概念的逻辑关系有一定认知,在此基础上,“就古音以求古义”,超越形体,系联了大批同源义近的词。这些音义实践对後代词义理论、词源理论、联绵词理论的建立发展作出了贡献,加深了对汉语本质的认识。第三,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贯穿著“以古音求古义”的治学特点,在清代古音学训诂学研究上有深远影响。最後,本文讨论了音义关系研究要注意的问题。要从术语、计量、考据、音、形、义六个维度展开,注重方法,面向问题,提高研究广度和深度。呼吁把《广雅疏证》音义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节点,探讨清代音义关系学史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