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史研究是美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特纳“边疆假说”的发表是被看作美国西部史研究开创的标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对特纳“边疆假说”中边疆的模糊概念、民主来源于森林等观点的质疑,引发了一轮对传统史学的修正运动。经历过大平原沙尘暴、二战、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危机后,在新一代史学家的推动下,美国史学界打破传统西部史学偏重政治史、经济史和地域决定论的传统观点,开拓了环境史、种族史、妇女史,综合史等新角度,在阶级、性别和人地关系等方面不断完善了西部史的研究范畴,形成了时代特色鲜明、更加注重自然的权利以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新西部史。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西部史借助新社会史和生态学的发展,为环境史和新西部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新西部史学家强调将西部置于世界的一部分中,从整体性出发纵深理解人与自然之关系,从生态视野的角度出发肯定自然的权利以及自然的非工具性价值。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单一农业种植带来的土地问题催生了道德的农业生态观和可持续的“农业生态”耕作方式。由于财富和空间分配不均导致各利益集团之间对支配自然的权利之争夺,引发了资源保护主义与和自然保护主义之争和环境正义运动等社会活动。生态变迁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态环保观念,人地关系的变化与美国文化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新西部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重视美国西部的重要作用以及生态变迁背后人与生态的共存关系,批判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自然观,呼吁恢复被商品化了的自然所应有的地位,分析由资本主义文化主导的物质主义世界观下,科技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效能是否长久可行。同时将西部看作世界生态进步的实验室,在西部和世界间搭建起生态的关系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