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西方非汉民族初步萌发自我意识、形成权力主体的重要阶段。他们一方面因地制宜,实行胡汉分治政策,另一方面又自觉主动地积极向汉地政治文化传统看齐,在政治结构、制度、观念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学习汉制,还把汉人王朝国家对待非汉民族的一套观念和政策一并吸收过来。本文即旨在通过选取的几例官称、名号的分析,展现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政治社会观念的变化。首先,选取护羌校尉以及与之相关的东羌校尉、平羌校尉的官职。护羌校尉本是两汉魏晋授予汉族将领管理内附羌族的常设官职,十六国政权继承,但授予对象有汉人将领,更多的是胡族首长,而且在授给胡族首长时,常是一种虚职。护羌校尉还衍生出了分割其权力的东羌校尉、平羌校尉等。护羌校尉的虚职化及被割裂,将实体化的、常规性的官职变为虚拟的、临时性的官职。与此同时,胡族政权也继承和创设了与护羌校尉类似的其他的胡族统御官,尤为特别者是姚兴在本国内部设有护羌校尉。正是这些如姚兴般的胡族统治者们的“擅权”,瓦解了护羌校尉这类胡族统御官职由汉人监管胡人的规则。胡族成为权力主体,意味着胡人在胡族统御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致使胡族统御官失去了标识胡汉的意义。南朝政权也保留护羌校尉一职,授予吐谷浑王,但基本是点缀外交的策略装饰。东晋南朝竭力固守护羌校尉的授予权这项权力,固然有现实的战略需要,更重要的是努力证明南朝继承了统一王朝的正统的政治文化遗产。其次,选取“率善”长、“归义”王侯的名号。“率善”长、“归义”王侯是魏晋中央王朝在五服观念指导下授予周边归附胡族酋长的美号,并形成了十分规范的体系。十六国政权反用五服观念,也将这类美号赐封给归附本政权的其他胡族,但与魏晋时期相比,此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归义”、“率善”范式的变体“率义”、“归善”等称号,这实际上突破了魏晋以来形成的标准规范的册封体系。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再必然出现胡族名称。名号不再出现的部族因自身力量衰弱,不得不依附其他胡族,这种依附性掩盖了自身的存在性,从而消泯了自身民族特性,而逐渐融入大部族之中。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十进制的“率善”长官号较少出现,昭示着胡族以十进制划分的军事组织和社会组织渐趋解体。胡族通过继承与变通汉族授予胡族的官号,悄然逐步地消解了胡汉之间的差异。以上对率善长、归义王侯的研究,主要通过出土官印并结合传世文献进行。最后,胡族君主为表示自身是不同于汉人政权的存在,在最高统治者尊号方面,时而选择“天王”称号,时而改为“大单于”称号,时而改为“皇帝”称号。“天王”号的出现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受到此时流行的佛教的影响,并结合儒家固有文化传统而刻意的选择。早在孙吴时期,定居中国的康居僧人康僧会,本人博览六经、兼通梵汉,长期伴驾吴王左右,他在翻译佛经时常常将世俗的功德圆满的国王译为“天王”或是飞行皇帝,这种翻译取向无疑影响到后来其他僧人译经时梵汉字词的转译,从而逐渐发展为世俗君主-天王一体的观念。此外,“天王”是早期儒家学者对春秋战国时代势衰力微的周天子的敬称,虽然之后没有被选为国家至尊的正式官号,但曾出现在周边归附胡族的首长上行中央王朝的书表中或是官员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口语表达中,也就是说“天王”即指当朝天子的观念仍是根深蒂固的。胡族君主亦神亦人、亦君亦佛,无疑是这个时代信奉佛教的胡族政权的普遍特征。胡族政权采用的“天王”称号兼顾儒释,既考虑到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博得留守北方的汉人知识分子好感,同时以佛教为号召,召集起大批信教群众,形成了北方独特的天王传统。而同时期的南朝政权以佛教为纽带建起东南亚国家天子体系。双方分庭抗礼,最终在对立中走向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