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实现股东利益”一直是传统认知中,公司运营的最主要目的。但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公司是否只需要对股东负有责任,还是应对其相关方及社会公众都负有责任,引起了学界的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由这些学术讨论催生出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并最终影响了各国国内立法。我国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条中,首次将承担社会责任写入法律,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又将职工、消费者,以及生态环境等都确定为公司需要承担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并鼓励公司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立法的修订,也说明我国法律针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然而需要承认的是,与国际标准以及域外社会责任法律体系完善的国家相比,我国不论是立法,抑或是国家标准层面,针对社会责任的规定仍尚待完善。文章通过梳理社会责任的概念演变和规制理论,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存在立法不清晰的现象进行剖析,在比较域外社会责任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通过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理清社会责任的概念,论证了社会责任立法完善的可能性。文章在梳理社会责任理论演变的同时,辨析了社会责任立法的可能,重新定义了“公司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法上的社会责任”,并且说明了“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历史演变来看,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已经从来自外部的压力,逐渐转变成了公司的内生需求,而这种内生需求的属性,也具有达成公司目标的积极含义。在此基础之上,文章从学术发展到立法解读,以及标准制定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社会责任法规规范存在的问题。我国法律中虽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但由于利益相关者条款的缺少,导致“承担社会责任”只能作为一种倡议性要求。此外,虽然我国国家和地方分别参考了国际准则,制定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标准,但是现阶段仍然缺少强制力和统一性。鉴于此,文章选取了部分社会责任国际通用性标准,以及一些对社会责任立法较早的国家法律进行比较,为我国社会责任的立法完善提供参考。国际上对规范社会责任,主要采用通过国内立法以及国际标准适用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方面法律发达的国家通过本国国内具有《公司法》性质的法律,确认公司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并明确规范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从而使《公司法》成为社会责任的坐标法。而后,强制性立法要求公司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并进行信息披露。最终,通过国际标准中,不同的社会责任议题进行绩效评价。部分立法积极的国家,还通过订立单行法的方式,规定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尽职调查。最后,文章在借鉴域外法律及标准的经验之上,针对我国立法及国家、地方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本文认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完善,应首先确定社会责任的法律坐标,明确界定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并要求公司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亦应允许除股东外的利益相关者在即使自身利益未受损时,也可因为公司的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而对公司决策提起无效,从而防止公司行为对社会利益造成损害。同时,国家和地方应设定可与国际相适应,统一且具有强制力的标准,从而可以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量化评价和认证,并使之成为公司进入经济市场的准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