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提升广大国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充分挖掘中国内部需求的巨大潜力,大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部需求的体制机制障碍,是中国经济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里的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近三十年的短缺经济时期中,农副产品、消费工业品长期供不应求,只有通过配给供应,发放票证来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国家以牺牲农业、轻工业为代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加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很快走出了短缺经济时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村居民的积极性,农副产品的产量迅速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不断提高。价格机制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绝大部分产品由计划定价转为市场定价,使产品的价格基本反映市场的供需状况。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要求,国家调整了工业内部结构,优先发展了消费品工业,同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分配渐渐向劳动者倾斜,个人收入快速增加。中共十四大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通道,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出口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后,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出口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么此时扩大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也是不恰当的。扩大内需必须有相应的消费制度来保障。市场经济是消费者拥有自主权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保障消费者的主权。本文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消费制度变迁对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影响,旨在通过重构60余年来中国消费者主权意识从逐步丧失到渐次苏醒的过程,探究其与消费制度变迁的关联性,以为探索建立健全自上而下“扩大内需、拉动GDP增长”的有效途径提供有益参考信息。文章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消费制度变迁分为三个时期：1950—1978年；1979—1992年；1993—-2010年。1950—1978年是计划经济时期,这个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和派购政策,农民生产什么、居民消费多少都受到国家直接的计划控制。国营商业掌握了工农业产品的主要货源。消费品严重短缺,城乡居民凭票供应基本生活用品。工业发展实施赶超战略,使大量资源集中于发展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使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人民生活全面倒退,使消费者主权意识全面丧失。1979—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期,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农村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农副产品的短缺状况得到缓解；城市改革特别是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价格反映商品的供需状况提供了条件,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满足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丰富的消费品和不断增加的个人收入使消费者主权意识逐渐苏醒。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不明确,限制了消费者主权意识的重构。1993年以后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全面重构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为保障消费者主权建立了制度条件,但是住房、医疗、教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限制了人们的即期消费能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使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降低了人们的购买力。消费者主权意识的不足使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消费维权意识淡薄。只有加强制度特别是消费制度的建设,才能确保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全面重构。本文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消费制度使消费者主权意识逐步丧失,转型时期的消费制度安排使得消费者主权意识渐次苏醒,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在此条件下的消费制度变迁为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全面重构创造了条件。提升广大国民的消费需求就必须保障消费者的主权,充分尊重消费者主权意识,而这有待于建立一个良好的消费制度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