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等科技的发展,信用经济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形式,信用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现代社会是“无信寸步难行”。伴随着信用广泛应用的同时,是失信行为和泛信用化行为的时有发生,但是我国对于信用利益的保护还是放在人格权的框架下进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并没有将信用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设立,而是用人格权的框架保护信用利益并肯定了信用主体的查询、异议、更正等信用权的权能。但是信用不仅具有人格属性,同时具有无形财产权属性,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于信用利益的保护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规范信用行为,实现信用权利的更好保护,倡导全社会守信用信的社会氛围,需要研究信用权的相关问题,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本文主要使用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传统研究方法以及王伟教授在《信用法治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中提出的关于信用法治研究的四种方法,即立足本土、系统构建、平衡协调、类型规制,1来研究社会信用体系视角下信用权法定化的相关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将信用法定化,有利于信用的保护以及打造信用社会,提高交易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个部分。引言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的内容以及研究的方法和创新点,并做了文献综述。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社会信用体系视角下信用研究的特殊性,社会信用体系是具有跨领域、全社会性的国家治理机制,社会信用体系下信用主体和应用领域都具有全社会化的特性,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信用的内涵从个人信用转换到社会信用,从社会信用建设的视角下研究信用权,打破从狭义信用即个人信用的角度来探讨信用权,从广义信用即社会信用的角度来探讨信用权,将信用权的研究放在社会信用体系的视角下是社会信用体系视角的特殊性。第二部分主要对信用权法定化的内容进行研究,包括信用权法定化的必要性以及正当性。信用权法定化的必要性包括现行立法对信用保护的局限性,域外信用立法模式对信用权法定化的启迪,信用权法定化也是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建设的需求,同时信用权也是符合新型权利的法理论证的。信用权的法定化的正当性主要是对信用权的内容研究,包括其内涵、性质、主客体、权能等内容,同时阐述信用权与相邻权利相比具有特殊性,用相邻权利保护信用是有不足的,探讨了这些内容才能说明信用权是有其独立的正当性的。第三部分是探讨信用权的立法模式,从比较法视野上讲,如今的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信用的保护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承认信用权独立的国家、地区对信用权独立化的立法模式有两种,即通过民法典确立信用权和通过单行立法来确立信用权,通过对中国本土的国情与实际立法分析,认为可以设立国家层面的统一的社会信用法律来建设信用权。结语归纳了通过上述研究方法解决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信用权法定化的问题,包括信用权法定化的必要性、正当性、立法模式选择以及以及归纳的本文的创新点,并指出了论文工作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方面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