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计量是对特定领域知识的测量和评价，多用于衡量出版物（Publication）的产出和影响。数十年来，科学计量是图书情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尤其在最近几年里发展较快。通过综合使用多种科学计量和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与工具，本文的创新性工作主要体现在：（1）基于国际化视角，系统性揭示了近10年来（2003-2012年）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科学产出、合作模式以及影响的主要特征；（2）首次通过改进的作者活跃指数（NMAAI1,2,3）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数据可视化方法对亚洲国家/地区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科学产出与合作特征进行了分析；（3）通过合著分析和共引分析方法系统性地对中国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科学合作模式、结构和趋势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果具体如下：首先，本文对2003年至2012年期间图书情报研究领域科研人员的产出和影响进行了科学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更倾向于独立研究——约有69.9%的学者以独立作者的形式发表研究成果。非常明显地看出，信息技术理论和运用方面的出版物数量最多并且影响最大。大学对本领域科学产出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其他研究机构。其次，通过综合利用科学计量、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和专业软件工具，本文对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产出、增长趋势以及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可视化展示。近十年来，本领域科学产出增长明显，其中，2009年的发表量增长率超过11%。与此同时，学者的自我引用（Self-citation）也呈现显著增长趋势，1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8.56%。中国对本领域合作发表的贡献非常明显。第三，本文通过采用科学计量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主要从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以及国家等三个层面对亚洲地区图书情报领域科研能力以及合作活动进行了分析。本文首先对传统的作者活跃指数（AAI指数）进行改进，提出作者活跃指数（NMAAI1,2,3），结合合著（Co-authorship）分析软件工具，对作者的贡献和影响进行了分析。无论在机构层面还是作者层面，亚洲的国家或地区与本大洲以及其它大洲的合作数量均相对较少。总体而言，现有趋势表明，亚洲的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在合作发表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亚洲国家相比，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印度、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产出的数量比较可观，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除本大洲的其他国家外，美国和英国是亚洲国家在图书情报学领域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最后，本文主要采用合作分析和共引分析两种方法对中国学者在本领域的产出现状以及合作特点进行了分析。中国学者正致力于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来提升其在本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国、英国和比利时是中国最主要的合作国家。在本领域，中国科研机构有大量学者（48.04%）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中国研究人员也有足够的知识开展独立研究（26.24％），他们同时与本领域的国内初级和高级研究人员较好合作。中国一直不太重视在机构一级（仅约7.20％）和跨区域一级（仅约6.73％）进行研究。武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是本领域的高产机构。中国移民学者（immigrant scholars）在本领域的合作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