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司理财的重要基础,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是促进公司未来现金流增长的主要因素,更是推动公司成长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受到宏微观等层面的影响,比如经济过热、制度环境发展失衡、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使得现实中公司的投资行为和自身条件未必匹配,导致诸如“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的情况,最终损害公司价值,阻碍公司发展。因此,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形成机理和制约机制,这不论是对中国上市公司来说,还是对证券市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以上认识,从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三个方面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形成机理,选择沪深股市2005-2009年期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为使得对过度投资的研究更为全面,本文继而分别按照终极控制人的性质、公司的治理机制、以及所处的宏观制度环境等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类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如下三点:一是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自由现金流代理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将样本按终极控制人分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非政府控制三种类型,结论显示前者的自由现金流比后两者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问题;二是不断加强的独立董事与经理人持股机制对于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不显著;三是制度环境可对过度投资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其中投资环境对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影响较强,政府效率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影响较强,但二者都难以对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产生有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