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党的执政之路永远是在其政治纲领与社会现状之间寻求平衡,英国工党的竞选历程为此提供了最佳范例。今天我们很难直观地看到过去的一个世纪给工党留下的种种烙印：这曾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信条为奋斗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即便现在它仍然含糊其辞地表达这一诉求。然而如今工党呈现给我们的所有明显外表也仅是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被赋予的,它曾一度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也经历过意识形态的低谷徘徊；有过连续执掌唐宁街十号的起承转合,而同样的它也纵容自己坠入险象环生的激进主义深渊。工党的创立要归因于英国工会运动在20世纪初的发展。这种起源使得工党的早期历史处于劳工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它的前身“劳工代表委员会”与其说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如说是劳工阶层实现议会代表权的实用主义工具而已一一至少在1910年之前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在1924年以前工党从未进入过政府,它的指导思想也仅能体现在大选中的纲领。而且即便如此也是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以赢得自由党的支持,后者在一战前英国政坛的地位使得力量微弱的新生政党不得不与之结盟以扩大影响。不过这十年间(1910-1920)工党确实在稳步发展,1922年大选是工党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志,它开始以议会第三党的角色出现。早在1918年新党章通过时,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便开始接替劳工主义成为工党官方的意识形态。新党章“第四条”社会主义条款虽然未能在当年的大选中为工党带来明显社会效应,但是一战后伴随着自由党的衰落,工党的潜力却因其社会主义倾向而充分释放。两次世界大战促使英国人开始转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完胜并形成第一个多数派政府。工党在1945年的瞩目成就得益于公有制和福利国家的承诺,这也是英国式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石。战后英国的经济社会现实非常有利于工党政府将上述构想付诸实践,而事实证明第一届工党内阁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但是进入50年代以来,英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使得浮动选民的比重上升。对于阶级色彩非常明显的工党来说,它不得不面对民众对其社会主义信仰的疑惧。50年代工党在大选中接二连三失利,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伴随着工党离开政府,修正主义思潮对公有制的反拨造成党内分歧与争论愈发明显。1964年威尔逊以“科学革命”与公有制的结合赢得大选,这给英国民众以“现代化英国"的许诺同时也短暂弥合了党内的裂痕。然而工党政府的宏伟蓝图却因英国经济持续的颓势而捉襟见肘,第一届威尔逊内阁除了在应付前政府留下的困局和巩固议会多数两方面取得些许成就外,尚未带来“科学革命”就已下野。对工党来说更严重的是左右翼的倾轧从端倪初现走向白热化。虽然1974年工党再次执政,客观经济形势却更加恶化。工党对英国社会的变化仍缺乏清醒认识。而随着罢工浪潮的高涨,党内左翼逐渐与工会势力联合起来加强了对全党的控制。1979年、1983年、1987年和1992年连续四次大选英国民众拒绝相信工党,这是对其日益左转的激进姿态的否定,更是工党社会主义信条全面危机的表现。不过,实质性的转型早在1987年就已开始,政策反省运动和组织结构改革为工党带来了活力。“社会主义的守门人”富特交出领导权使得左翼控制工党的时期结束。金诺克、史密斯和布莱尔前后相继对工党的指导思想和与工会关系做出调整。左翼的偏执曾将工党引向永远淘汰出局的险境。然而80、90年代是工党深刻反思与调整的时代,1995年新“第四条”的出台和党章的修订则是对这一转变历程的总结：工党已完成了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过渡,它将变得越来越像保守党,抑或是它们变得更像彼此。工党1997年大选的胜利与其在1945年的成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前只属于北部老工业区的政党现在同样能从南部的中产阶层中获得高支持率。虽然北部选区仍是工党的重要阵地,但它在南方的进展同样显著。“第三条道路”不仅为英国带来了连续十三年的工党政府,即便在保守党接过权力时它也是今天英国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