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当”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逐渐成为行政法学界研究的焦点和实务界的共识。由于我国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既存的单行法规定的程序存在诸多不足,使得正当程序原则在审判活动中存在标准不一、缺乏确定性的现象,构建正当程序的判断标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判断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时,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之所以要构建正当程序判断标准,目的就在于节约社会运行成本,提升行政活动、司法活动效率,而判断标准的搭建赋予了客观判断程序正当性的可能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源总是具有稀缺性,因此对于传统法学中公平正义、道德价值的追求不应当是无止尽的,而应当是基于有限理性的考量,好的正当程序判断标准应当首先满足社会成本最小而社会财富最大。在分析过程中,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相对于面面俱到的分析来看,从对成本这一因素的侧重分析,更符合决策的思维逻辑。美国法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比我国更早,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戈德伯格诉凯利案中法院已经开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案件,马修斯诉埃尔德里奇案中法院亦运用个人利益、风险、社会成本之间的比较判断程序正当与否,并被总结为“利益衡量标准”,在后来大量案件中不断被运用,然而其中对于风险的考量由于存在主观性,该标准仍存在可以改进的空间。我国对于正当程序的适用起步较晚,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存在不同法院类似案件不同认定的情形,根据严格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严格”、“宽松”、“适当”三个等级。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适当”的正当程序判断标准既能够实现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够避免资源的浪费,更符合经济效益。在明确了严格的程度后,本文通过行政成本与错误成本比较,增加行政成本对于减少错误可能性的概率判断,投入产出比情况进行三阶段分析,将这三步分析组合为一套判断程序正当与否的体系,弥补先前“利益衡量标准”存在的主观性缺陷。运用该标准分析可以得出,只有同时满足错误成本大于行政成本,增加额外的行政程序能减少错案概率,且再投入的行政成本能够提升整体收益的情形下,该种行政行为才应当被认定为不符合正当程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