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日本律令制度盲目效仿中国,故致其走向“格式化”及衰落。尽管该制度在经济上确实不符合日本国情,但在政治上却卓有成效地满足了削弱氏族、强化王权的诉求。从引入过程看,日本律令制度自肇始起就具有日本特色,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自主性选择。因此,本论文以发源于日本本土的律令神道与律令天皇制为中心,以日本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对律令制度确立的影响为视角展开研究。共同体主义是日本社会固有原则,以此为基础的神道与中国律令官制相融合成为律令神道,表现为以神衹官为最高官制的律令祭祀体制;直系主义是律令天皇制的继承原则,该原则本非日本固有,亦非照抄中国,而是日本固有母系原则与中国嫡长子继承制相结合的产物。故而,律令天皇制在继承方面表现为兼重母系血统的父系嫡子继承。在共同体主义与直系主义的作用下,日本律令制度的政治特色主要表现为氏族制度的重组、国家历史的编纂及律令官制的创设。同时,上述三特色又成为日本律令制度的“三大支柱”。总之,自确立之初起,日本律令制度就是具有日本化倾向的产物。但在确立初期,其本土性文化的作用仅停留于量的层面,迟至平安时代晚期,量的积累才化为质的飞跃,日本政治也由此走上与中国相异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