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士,是伴随着战国烽火硝烟而兴起的一个特殊的阶层。战国策士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言行也具有独特性。在策士产生之日,他们就被当做一群蝇营狗苟、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他们把追名逐利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昨天还穷愁潦倒,辗转沟壑,今日便轻裘肥马。这样一群人生于乱世、长于乱世,必然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统一而逐渐灭亡。策士的事迹大量地保存在刘向辑录的《战国策》和司马迁的《史记》中。《战国策》的作者,本文认为是战国纵横家所作。二书记载策士行为事迹在看似相同的情况下,其实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本论文在考察二者策士形象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二书记载不同的原因,以期在新角度和新思维的引导下,希望能够从道德和历史贡献上给策士一个公允的评价。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为考证部分。通过三方面的比较考察二书笔下策士的差异。笔者认为:相较《战国策》,《史记》中的策士全部都加上了“穷而后工”的内容,他们在成功前大都遭遇困境,然而顽强不服输的性格使得他们最终获得成功。成功后的策士都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这也是不屈于命运的一种抗争。他们对待来之不易的事业更加坚定执着,把游说当作一生的事业,已不是《战国策》中仅仅追求利益。战国策士凭借自己的智慧,驰骋于政治舞台,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是暗淡不尽人意的。第二章是论述部分,探讨二书中策士同而不同的原因。本章分三小节:第一节,从二书的成书历史背景和著者个人的生平遭遇考察。作为策士代言体的《战国策》,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带有乱世的特征,社会处在一个大的转型变革时期。相对照,《史记》则产生于大一统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二书的写作明显地带有作者个人生平事迹的烙印。司马迁所遭受的困境,使得他在创作时更突出策士们忍辱负重,最终顽强奋斗,获得成功的的一面。第二节,论述《战国策》中策士刻画的总体思想倾向。《战国策》中的策士,政治上崇尚计谋,把计谋看做是威力无穷的法宝:推崇善出“奇策”,巧于辩说的“贤者”;公然把名利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并强调要审时度势,把“时势”看作是“百事之长”。第三节,论述《史记》对《战国策》思想倾向的整齐。司马迁不仅仅选择、吸收《战国策》精神气质,更重要的变更了主旨,把它纳入《史记》“扶义倜傥,不另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整体构思中去,注重挖掘策士身上进取、智慧等一面。客观地看待人性中“逐利”的层面,而呼吁和向往人性的美好。第三章,尽管《战国策》《史记》中记载策士的行为都是真伪参半,其中的策士都带有了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他们的作者也必然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策士的代表苏秦、张仪等在产生的时代就被当作反面的教材,加以指责。新的时代,带给我们新的思维和新的研究角度,也使我们更能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果从道德角度评价策士,对于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我们要辨证的看待和吸取;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评判,策士的功绩的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如何正确的评价策士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功过,得失,是非,关系着我们怎样批判的继承古人的智慧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