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开始以后,国共两党在高层政治中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然而,双方在地方社会的势力争夺却很不平衡。分共以前,大多数国民党基层党部均由中共控制,故其在地方社会之权势远愈国民党。不过,这点并不能保证中共在分共后成功地进行革命动员。社会失范情势下的地方力量成为国共两党均需共同面对的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中共如何开展“革命”?国民党又如何对其进行“围剿”?处在其间的地方势力又是如何因应?本文聚焦于中共在以吉安为中心的赣西地区的革命,打通“赤”、“白”界限,通过探讨基本史实来分析1925-1935年间国共两党在此区域的军事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将以暴动和分田来探讨中共革命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并围绕“围剿”和“善后”来论述国民党一方与地方势力的互动关系。以中共而论,在其政治动员中,面对地方干部的阻力,外来干部虽然以肃反的方式暂时压制了内部的反抗,却导致了江西苏维埃革命探索的失败。1933年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改变了此前忽略地方乡绅的做法,在吉安地区,承认萧家璧等地方社会力量的存在,并对其作出政治妥协。这种不同的政治选择,对国、共两党在江西,甚至其他地区的军事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