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一方面,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低附加值的生活消耗品转换为高附加值的多样化产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进入转换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成本不断增长,使得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复存在,因此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国内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巨大变化。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因素的巨大变化,地方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发达国家为避免实体经济空心化,积极推行制造业回流,同时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低端制造业发展迅速。而此时,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转换期间,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双重变化致使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持续恶化。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和资本净输出国,制造业企业已从引进技术、吸收外资的内向国际化转向依靠对外投资拉动的外向国际化,因此仅仅依靠国内经济来化解产能过剩是远远不够的,依靠“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无疑为中国优势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平台和机遇。中国制造业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是否顺利开展,正确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至关重要。这对于有效缓解国内产能过剩,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结合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要素,通过运用二元Logit模型,选取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分析了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下,企业资产专用性对于制造业企业国际产能合作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专用性越强即垄断优势越明显,制造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行产能合作。通过建立高度控制性的治理结构,将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避免机会主义带来的额外成本,有利于降低在东道国长期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运营成本。而管制性制度距离、规范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了资产专用性与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关系。换而言之,由于制度因素的不确定,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管制性制度较优的国家,或者规范性制度差距较大的国家是存在偏差的。因此,企业对东道国制度因素理解能力不同,也会影响企业国际产能合作模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