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短缺是制约我国西北干旱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特别是近50年来,由于人口的增长、农业开发活动的加剧以及不合理的水资源管理,西北干旱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严重超载,绿洲生态系统持续退化,特别是荒漠化程度不断加重,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并且,受气候变化影响,预计到2050年,西北地区地表气温的上升将导致冰川面积减少27%,未来会出现更为严重的缺水状况。面对日趋严重的水资源危机,近年来,国家以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为重点,在地下水资源保护、灌区节水改造、高效农业节水技术推广等诸多领域,启动实施了一系列投资巨大的治理规划。其中,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实施对那些以灌溉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农户带来深刻影响。但是,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却缺乏来自社区农户的实质性支持和参与,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不足。因此,为了系统了解西北干旱区农民对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响应情况,研究选取石羊河流域下游的民勤绿洲为案例,应用问卷调查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重点从生计资本、政策认知、社会适应以及社区参与四个层面出发,开展了较为长期而深入的实证研究。研究期望能为民勤绿洲及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完善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同时,为构建符合我国西北干旱区实际的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模式做出应有的贡献。研究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灌溉农业是民勤绿洲农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2008年,种植业收入占到户均纯收入的59%,农民生计高度依赖于灌溉水资源。水资源短缺导致植被覆盖下降,从而引起更严重的沙尘暴,对农民生计也带来严重影响。但是,农民对于生态环境变化状况的认知程度与其对当前正在实施的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支持程度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2)以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为核心的水权制度改革,正在推动民勤绿洲生计系统的转换。但是,基于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不同生计资本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缺乏有效构建,生计系统的转换缺乏内在的动力及持续性。特别地,土地是民勤绿洲农民最可靠的基本生活保障,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对农民具有多重效用。农民的决策更多基于“生存伦理”,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理性。因此,以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导向设计的一些管理政策,在社区实践过程中会遇到较大的困难。(3)2008年,民勤绿洲户均灌溉费用占种植业总成本的17.1%。由于灌溉成本的不断增加,超过70%的样本农民对提高地表水灌溉价格、征收地下水资源费、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等涉及水价方面的改革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导致在水资源管理政策实施过程中,市场或经济手段的应用困难重重,仍旧需要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才能得以推行,给社区稳定带来风险。此外,民勤绿洲45.7%的样本农民认为当前的灌溉用水分配不公平,并且农民对水资源分配公平性感知程度与其对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支持度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4)面对农田灌溉配水量的减少,民勤绿洲农民采取的适应策略主要包括提高低耗水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减少作物灌溉次数以及采用简易农田节水灌溉技术。总体而言,农民应对变化的适应性能力显著不足。另外,农民的社会心理适应程度偏低,并且他们的社会心理适应度与其对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支持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对于政府着力推行,但农民接受程度较低的管理政策,农民往往采取非对抗性的抵制行动策略。(5)为推动参与式灌溉管理,民勤绿洲大力推动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设立。但研究发现,协会在社区水资源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其原因主要包括：在行政村层面,农民用水者协会与村委会的组织架构相重叠,协会的运作仍高度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资源；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组织尺度与社区灌溉水资源管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虽然农业女性化趋向明显,但妇女在社区水资源管理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水资源的“标准化”与“精确化”管理使农民用水者协会没有发挥功能的有效空间和机会。基于研究结论,论文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人力资本构建,拓展农户多元生计途径,增强农户适应能力；创新节水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增强技术服务在基层的延伸性；加强用水者协会建设,推动农民实质性地参与灌溉用水管理；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促进水资源合作式管理；稳步推进水价改革,继续探索水权交易等市场手段在民勤绿洲应用的可行模式；加强对水资源管理政策的监测与评估,推动政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