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東漢初期傳入中國後,佛教徒們便開始大量地翻譯佛經,爲了溝通華梵兩種不同質素、歷史文化背景迥異的語言,使廣大信眾能夠看懂佛經,以弘揚佛法,佛教徒便仿效儒家的做法,借用傳統的“小學”爲“治經”(當然是佛經)服務,解詞釋義,闡揚佛理。剛開始只是隨文加注,逐漸發展到官版藏經裹的隨函出注,甚而至於有不少沙門編撰專門的音義書,如玄應、慧琳各自编寫的《一切經音義》等。這些書到底爲弘法做出了多大的貢獻,本文姑只不論,也與本研究無關,但是從漢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這些音義(書)是具有重大價值的,它們保存了大量的漢語形音義方面的歷史材料,尤其是口語方面的歷時資料,是我們進行漢語字形、字音、字義方面研究的材料寶庫,正等着我們去發掘、利用。我們的前輩先賢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獲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紀出現的不少重要的音韻學論著都涉及到了佛經音義,如周法高、黃淬伯、王力、徐時儀、姚永銘等的研究。但我們應該看到,這些論著大都只偏重於玄應、慧琳等所编的幾本眾經音義,而對於歷代藏經經卷後面所附音義,則乏人間津。這些音義數量之大,篇幅之多,遠超過玄應、慧琳等人所编的音義書。本文即在前修時賢的研究基礎之上,選取《永樂北藏.大智度論》的“音釋”做一個切片的研究,意在管中窺豹,以見其一斑,同時拋磚引玉,爲日後學者們系統地對佛經隨函音義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我們的分析研究發現,“音釋”的音切於《廣韻》的反切比較起來,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它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音系還是時音本就如此,由於材料較少,尚難做出判斷。不過其中表現出來的一些特殊現象,值得我們注意.聲母方面:1.輕重唇已經分立,並且非敷業已合併,2.泥娘合流,但不與日母混淆,3.端、知分立,知莊章基本分立,但表現出一定的合流趨嚮。韻母方面:由於材料的限制,未能整理出完整的韻母系統,主要表現出以下一些特點:1.止攝開口合流趨勢很強,2.其它一二三等重韻合流表現明顯,3.入聲有異攝同尾、異攝異尾相混現象,表明入聲韻尾在逐漸脫落。聲調方面:主要的表現是有部分濁上變去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