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自民国时期的国产科幻电影历史悠久,发展缓慢,叙事模式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科技认知和审美趣味变迁紧密相关。以1999年《黑客帝国》的播出为契机,全球科幻电影市场迎来了高速扩张的时期,它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震撼的视听效果,在国际市场深受欢迎。2019年后,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多部国产科幻电影的爆红,使国产科幻电影的研究迎来了井喷时期,大量学者投身其间。在世界范围内,科幻电影的叙事普遍具有显著的模式化特征,它在宣扬鲜明科技观的同时,往往引领大众的科技时尚文化。在此背景下,研究国产科幻电影的叙事模式流变,既能为国产电影叙事模式的发展提供帮助,也能助力国产科幻电影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梳理详实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电影叙事的实际,论文将国产科幻电影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1938—1966）、探索期（1978—2001）、多元发展期（2002—2020）。出于满足现代化进程中国人审美需求变化的需要,国产科幻电影的叙事在三个时期中特征鲜明。在萌芽期,国人对现代化的科技生活充满期待,在国产科幻电影的叙事中表现为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美好畅想”。在探索期,中国现代化程度迅速提升,民众能更为理智地审视科技进步的双刃剑问题,国产科幻电影在危机叙事中传达了“对科技的忧患意识”。在多元发展期,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相对匮乏的精神生活之间发生了错位,大众对于具有内在价值支撑的精神生活开始有所诉求,因此对反映现实问题、兼具娱乐性与大众性的电影更为青睐。国产科幻电影通过描绘灾难的异化空间,使民众抽离现实生活,反思自身价值,呈现为“商业化的异托邦”叙事模式。论文主要从叙事背景、主题、矛盾设置和问题解决方案等方面,分析各历史时期国产科幻电影的叙事模式和流变情况。研究认为,国产科幻电影在萌芽期（1938—1966）具有科技憧憬的乌托邦式叙事模式,矛盾设置单一并在“当下”与“未来”、“现实”与“梦境”的对比叙事中,对现代科技充满乐观想象。探索期（1978—2001）的国产科幻电影呈现为技术忧患意识下的危机叙事模式,电影倾向于在危机预设中表达科技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困境与身份认同危机,其叙事矛盾更具冲突性:通过塑造正邪双方人物,推动危机爆发。且该时期的科幻电影具备解决危机的具体方案,通常以超能个体的覆灭或科学家的归隐促使危机消解,整体的叙事链条更加完整。在多元发展期（2002—2020）中,国产科幻电影具有商业化的异托邦叙事模式,创作者通过在异化的空间中展现星际文明、环境危机、技术伦理等主题,强化了矛盾冲突的多元化表现形式:多元行动主体推动多条叙事线索发展。电影旨在引导大众审视现代性后果及自身价值,而出于商业化创作的需求,最终异化的空间会被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愿景所充斥。此外,这一时期国产科幻电影的危机消解方式更具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通常以人类之间的真挚情感及命运共同体信念下的强有力感召促使危机消解。研究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至今,在三个不同时期已形成上述三种叙事模式。国产科幻电影应在此之余优化叙事逻辑、丰富叙事题材、加强人文关怀。创作者应开启科技想象力,将中华文化融入科幻叙事之中,在全球化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拓宽国产科幻电影的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