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在1990年代初的转型导致了诗学观念及实践的变化,但其内在的动因早在80年代中后期的写作中已经显露出来,其中常为后来者论及的便是“史诗”现象。从朦胧诗开始,“文化史诗”、“大诗”的构想不断出现,表现出巨大的写作激情。这些现象也受到另一些诗人的诟病,被视为80年代写作弊病的集中体现。社会变化加速了诗歌自我调整的步伐,在90年代出现了众多的反思性意见,并逐渐建构起明确的“90年代诗歌”意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看似充满差异的变化中,依然存留着新诗学试图超越的那些对象的特质。这尤其表现于诗歌在语言实验中触及到的某种本质论的语言观念。在这里,语言学转向其实更多地接续了原有的某种“神学”欲望,在语言的虚空中有不出场的神性主宰,对语言的过度迷恋有时不过是乌托邦想象的替换形式。当然,语言并不一定导向同一种结果,在另一些诗人那里,语言问题关乎“我们自身如何被(历史)书写”这样的主题,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呈现了我们的命运状态。诗歌的语言问题最终要在一种意指层面获得解释,它的运作本身指涉着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处境。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对历史本身的书写和回应。不是作为题材的宏大历史,而是个人经验层面的,或者遗留在语言缝隙中的历史信息。这在90年代诗歌的“叙事”问题中有最自觉的呈现。其中有关记忆和遗忘的辩证关系,反映了时代意识的某种症候。诗歌写作并不存在本质的模式,诗歌一直处于时代的复杂的交互关系中。对于每一位试图保持写作活力的先锋诗人来说,如何敏锐地感受、体验、认知所置身的历史条件,某种程度决定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未来可能,这要求诗人首先坚持一种态度:重新做一个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