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1]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工业建设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思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即开始了边区工业的初步建设。全面抗战初期的前三年,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7.2%、51.96%、85.97%。[2]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摩擦与蚕食,边区所需的工业必需品被一概禁绝。特别是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加紧了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等封锁力度,边区的所有经济援助、工农业用品的渠道陷入困境,日寇、伪军也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再加上当时边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为反“扫荡”和反“蚕食”,打破“包围”和“封锁”,发展与改善民生,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工业。1939年1月,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呼吁,成立了生产运动委员会,制定了相关生产制度。1940年2月,党中央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号召,边区工业政策也得到进一步完善。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经济建设是边区发展最中心的任务之一,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奖励私人工商业,积极发展合作事业和私营手工业,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当年实现在财税比例中工业超过农业。1943年,边区的公营工业、民营工业、私营工业等得到全面发展,多种基本工业品实现了基本自给。[1]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类型主要包括纺织业、煤炭工业、盐业、兵器工业、造纸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炼铁工业等八种工业。边区的工业不仅是当时重要的财税来源,也促成了边区与外地贸易的平衡,这进而支撑了边区的各方面建设。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经济委员会;积极保护和奖励工业生产;大力引进科技人才,提倡技术创新;不断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力度;主张公私兼顾,平衡公营与私营之间关系;等。从历史作用来看,这解决了当时边区工业必需品缺乏的实际困难,提供了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激发了根据地的生产主动性与革命积极性;平衡了边区的内外市场,稳定了边区金融与市场秩序,保证了边区财政供给的可持续性。在精神层面上,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工业建设中所形成的“新型工人”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仅奠定了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基本格局,也为建国后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