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一词首先是作为地理概念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潇湘”并不是和它的地域义同步调生成的。屈原放逐至沅湘，将当地的神话传说（虞舜、二妃等的神话故事）、民俗以及自然景观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当时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楚辞”，赋予了“潇湘”深刻的文化内涵；此后又有了迁谪、隐逸、漫游等文化因素的加入，与潇湘的自然景物相交融，日渐积淀，这样一来，“潇湘”不仅在地理版图上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色彩，更是在文化内涵层面生成了一批审美意象群——虞舜、二妃、渔父、屈贾、洞庭湖、潇湘水云等，这些意象成为了潇湘文化的强大生命支撑。魏晋南北朝，潇湘因其“不与中国之号谥”，而被时代的群体主流意识——魏晋风骨所忽视，并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潇湘地域文学创作群体。至“兼容并蓄”的唐代，“潇湘”成为许多文人骚客吟咏的对象。文人们徜徉于潇湘山水风物之间，观赏自然美景，感受着潇湘历史文化，或怡情悦性，或沉闷郁结，皆不免乘兴吟咏，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唐代潇湘诗歌气象。唐代潇湘诗歌蕴含着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潇湘“大气象”——历史积淀下来的哀怨、静穆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风物等元素的巧妙结合，这种“大气象”中又暗含着各异的“小气象”。而“小气象”即唐代潇湘诗歌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形成作品主旨不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有别的诗歌风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非止一端，“心物关系”以及个体情感经验，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潇湘诗歌在唐代形成了一定的“气象”，但在潇湘本土，并未形成强大的湘籍诗人群体，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并未铸就本土潇湘诗歌创作的繁荣。寓湘诗人笔下的潇湘之作却能收放自如、活灵活现。而未涉潇湘诗人笔端的“潇湘”虽别有一番情致，但终是“隔物看花”。本文从文学生发论——“心物关系”这一线索出发，通过对诗歌文本的分析，解读“心物关系”对潇湘诗歌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