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文学界的巨匠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凭借其广阔的历史视野,采用结合典型化的灵敏技巧,为德国文学的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女士及众生相》(1971)堪称伯尔小说创作的巅峰,是其“最为五彩缤纷,包罗万象”的作品。本书通过追溯一位年近半百的德国妇女的生活历史,展示了德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画卷。小说塑造的这位妇女是个富有人情味、有感性冲动也有理想的人物。她的世界充满了感性的憨直、她的爱情被超越世俗的细腻情感所缠绕,而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充满率真感性的天性使得小说的女主人翁逐步陷入与时代主流激烈冲突的境遇。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冲突并没有缓和的趋势而是在逐步地尖锐化。这一点让读者联想到二十世纪的反修养与发展小说的某些特征。依据反修养与发展小说的文学类型理论,女主人翁的人生历程可以被基本划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其不间断的阶段性人生经历,作者力图勾勒出一位在大时代动荡变迁背景下的小人物的发展轨迹。作者对这种人与社会的冲突的演示并非是在传统的历史维度中展开,他描写边缘人物的生活细节,描写大大小小的事情:居住、邻里关系、金钱、爱情、宗教、饮食,这些同属于一个具有人类尊严的人的基本因素,从而巧妙地将个人命运溶入到社会历史的时代命运之中。正是个人命运的动荡,个人基本尊严受威胁的窘境反衬了一个逐步丧失人性、丧失人文关怀的社会。这是一种充满激情之美的“人道美学”。这种美学以痛苦的讽刺残酷地打破了关于历史与现状的唯美虚幻,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非人道的世界。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伯尔抱着积极入世的创作态度,高扬“人道美学”的大旗,深切关注社会上失意落魄、遭受凌辱和压迫的小人物。他始终把人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以此来暴露人生的痛苦,控诉违背人性的社会。同时,伯尔也在其批判过程中积极探讨与追求一种完美的人性。在《女士及众生相》这部作品中他刻画了诸多乌托邦式的反主流社会的小人物形象。正是在这些人物身上凝聚了伯尔对人性长久以来的思考与追求以及其乌托邦式的道德标准和理想。伯尔也因此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找到了其美学原则充分演绎的又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