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尤其八十年代至今,汉代小说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偏重志怪作品,关注范围较小。汉代小说的整体研究尚嫌薄弱,至今没有一部独立的《汉代小说史》。而汉代小说自有其价值,有关的研究关系中国小说史全局。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汉代小说史作力求全面的描述与研究,故题曰“汉代小说史叙论”。本文共九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汉代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说明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汉代小说发展的文化动因》,从神仙方术与鬼怪信仰、图书典藏与学校教育、史书编撰和汉赋等文化因素着眼,考察汉代小说发展演变的文化动因。神仙方术与鬼怪信仰广泛存在于汉代社会,方士们编造以求仙为主旨的神仙故事,是造作志怪故事的重要力量。死者有知、泰山治鬼、阴阳五行等其他宗教信仰也都影响产生了不少志怪故事。汉代重视图书典藏与学校教育,对当时小说的发展是有利的促进因素。首先,官方重视图书典藏,对小说发展有促进之功:(一)一批先秦小说被保存下来,成为汉人编撰创作小说时的参照和借鉴;(二)先秦典籍成为汉人编撰小说的重要题材来源;(三)当代小说被官方大量收藏,这对时人从事小说编撰创作也是一种刺激。其次,经学和鸿都门学教育培养造就了规模可观的文人阶层,成为小说编撰创作的主体因素。经学教育过程本身征引各种历史故事以明经义;鸿都门学诸生致力于“造作赋说”,对东汉末年小说的发展有其贡献。史传文学和汉赋从艺术上给予小说以多方面的滋养沾溉。像《史记》、《汉书》人物传记的小说化倾向,为小说的人物描写提供了参照和借鉴。两书推动了杂史杂传的兴盛,一批杂史小说如《列女传》、《越绝书》、《吴越春秋》、《飞燕外传》等随之问世。汉赋有意虚构事体、一定的情节性和故事性以及博物化特征,沟通了赋与小说间的关系,部分赋作以其较强的情节性和故事性而成为“赋体小说”。第三章《汉代小说的继统与流别》,对汉代小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做了历时性考察,讨论了汉代小说的分类问题。汉代小说是对战国小说的继承,两者在故事题材、编撰体例、故事赋和文体存在形态等方面,有着相似性或明显的前后相继关系。其中,《山海经》对汉代志怪小说影响最大,《晏子春秋》、《韩非子》等对汉代小说亦各有其影响。汉代小说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西汉初年到武、宣之世是汉代小说的兴起时期,出现了以《虞初周说》等为标志的小说编撰与创作的热潮。西汉后期到东汉中期是汉代小说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刘向、刘歆两位一流的小说家。东汉后期是汉代小说向魏晋六朝小说过渡的渐变阶段。最后讨论了汉代小说的分类问题,将其分为四类,即:志怪小说,轶事小说,杂史小说和赋体小说。第四章《汉代志怪小说》(上),主要论列《列仙传》、《神异经》、《十洲记》、《蜀王本纪》、《汉武故事》、《异闻记》以及《风俗通义》的《正失》、《怪神》等。考证《列仙传》产生于汉末灵、献之世。今本《列仙传》与应劭所称引者内容有异,但就仙人主要事迹而言,大致保存了古本面貌。《列仙传》开创了化外为王等文学母题,是其重要艺术贡献。《神异经》和《十洲记》是地理博物之作。《神异经》表现出一定的道德教化色彩和贴近生活的情趣化倾向,是它的重要艺术特色。《十洲记》的成就主要在艺术方面,一是营构了琼宫玉宇、等级有别的仙人世界,为后来小说描写仙人世界提供了参照;二是文字具有赋化色彩,富于艺术表现力。《蜀王本纪》和《汉武故事》是杂史性质的志怪小说。《蜀王本纪》作于扬雄在蜀时期。书中望帝形象带有鲜明的悲剧色彩,反映了我国上古神话悲剧美和崇高美的美学特征;有的内容曲折反映了蜀地桑蚕业开发历史和先民渴望战胜自然、与外界交流的理想。《汉武故事》成书时代在献帝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但对汉家江山仍有留恋的文人。《汉武内传》取纪传体式,形成长篇结构,叙事简雅。《异闻记》和《风俗通义》之《正失》、《怪神》等篇属于杂记体志怪。《异闻记》标志着杂记体志怪的产生。这一志怪体制一则具有取材自由的优势,二则可显示作者的博闻多识,得到了文人重视与效仿。《风俗通义》的《正失》、《怪神》等篇收录大量志怪故事,首次将仙、鬼、精、怪等艺术形象集于一书,表现出荟萃古今志怪的气度。题材方面,《异闻记》、《风俗通义》多记现世神怪故事,表现了一定的生活气息,标志着志怪小说题材思想意蕴方面的新变。第五章《汉代志怪小说》(下),主要论列谶纬小说。谶纬小说内容驳杂,可分为三大类,即:帝王神话传说故事,地理博物类故事,西王母等其他神话传说故事。帝王神话传说故事数量最多,构成谶纬小说的主体。谶纬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是:(一)帝王神话传说故事对主人公出生与形貌有意神化,(二)人物形象类型化,(三)构建了奇丽的荒外世界,(四)表现出总揽天地的气概。谶纬小说成为魏晋六朝地理博物类小说的重要题材来源,开创了一些文学母题,对后世小说颇有影响。以《河图括地象》为例对谶纬小说予以个案研究。认为《河图括地象》与《括地图》系属同书,为一书而异名。该书题材受到《山海经》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博物化倾向;与《山海经》相比,想象丰富,故事性增强,显示了艺术上的进步。最后讨论了《虞初周说》以及《淮南子》、《论衡》中的志怪之作。第六章《汉代轶事小说》,论列《韩诗外传》、《新序》、《说苑》和《西京杂记》,《风俗通义》的《愆礼》、《过誉》等篇,以及《礼记·檀弓》中的小说因素等;考论了刘向已佚的《百家》和《世说》。《韩诗外传》是一部历史故事集,所载多为先秦历史故事,文学意味比较浓厚。故事多关乎士人的忠、孝、勇等节概问题,这是其思想内容上的重要特点。《外传》对刘向《新序》、《说苑》和《列女传》等书的编撰有影响;故事结尾引《诗》以结的形式开创了古代小说结尾常用的诗赞体式。《新序》和《说苑》属于历史故事集。两书并非“旧本有之”,而确为刘向撰著;主要内容可分为五个方面,即:人主之道,人臣之术,节士高义,刍荛狂夫之议,列女懿范。在形态特征上,两书表现为似子似史又非子非史的特点。这是由刘向“助观览、补遗阙”的谏戒性著述目的所决定的,同时也使之产生了鲜明小说意味。两书首开按一定主题将故事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编排方式,是《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分类记事的发端,“世说”体的形成多受两书影响。考论刘向《百家》是一部兼收轶事和志怪的故事集;《世说》是一部与《新序》、《说苑》和《列女传》性质相同的历史故事集,佚文今存两条。关于《西京杂记》,首先分析了该书作者的刘歆、葛洪、吴均、萧贲、无名氏五说。认为作者葛洪说、吴均说、无名氏说其源均出于唐;作者吴均说、萧贲说不足据。其次,结合有关史料,对葛洪《西京杂记跋》进行解读,认为《杂记》是葛洪抄录整理的刘歆作品。对《西京杂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风俗通义》中《愆礼》、《过誉》、《十反》和《穷通》各篇,收录较多轶事小说,内容有四个方面:(一)东汉士人的逸事琐闻;(二)狱讼奇闻;(三)人生悲欢离合;(四)笑话性质的趣谈琐闻。这些故事情节构思较为细密,颇显经营之功,语言简炼省净,对魏晋笑话、《世说新语》、公案小说等均有一定影响。《礼记·檀弓》多收一些简短精练的对话体故事,曾子易箦、苛政猛于虎、嗟来之食等,都是很好的轶事之作。第七章《汉代杂史小说》,论列《燕丹子》、《列女传》、《越绝书》、《吴越春秋》、《琴操》聂政刺韩王故事、《飞燕外传》等。考论《燕丹子》成于秦汉之际。燕丹是一个急于事功,疏于政治和军事谋略的贵族公子,但不畏暴秦、绝地反击的复仇之举,引人同情,形象富于悲剧之美。荆轲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的侠客形象。《燕丹子》的复仇主题对《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产生了影响。《列女传》为刘向编撰,成书于成帝永始年间。主要内容为:贤女贞妇的嘉言懿行,孽嬖女子的祸国灭家言行。这是第一部女传,启发了汉末魏晋各类杂传的立目;叙事详赡,人物形象较为鲜明。《越绝书》系袁康、吴平编订而成,成于东汉初年。该书以吴越争霸为中心事件,前勾后连,左右旁及,形成一个松散的故事体系,可视为短篇小说集。《吴越春秋》富于小说意味,内吴外越的结构寓含微言大义,表现了赵晔以礼让天下为审视基点,对吴越争霸历史的深沉思考。该书富于小说意味,情节的突出特点是传奇性、浪漫性,注重人物形象刻画,塑造了伍子胥、勾践等人物形象,开后世历史演义的先河。《琴操》聂政刺韩王故事定型于东汉中期,虽对历史史实有所依傍,但主要内容出于虚构。作者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文学手段,故事中加入了大量虚构内容,塑造出刺客聂政的形象。故事艺术水准在《燕丹子》之上,显示了杂史小说的艺术进步。《飞燕外传》成书于东汉末年至三国间。作者在《西京杂记》和《汉书》赵飞燕本传提供的历史轮廓基础上,敷以丰富深微的虚构与想象,作成这部情节生动、洞见人性、寓含着深沉历史感喟的奇文。誉之为“传奇之首”是一个并不为过的评价。最后简要论述了两汉其他杂史小说,有《方士传》、《东方朔传》、《列士传》、《孝子传》、《樊英别传》等。第八章《汉代赋体小说》,论列了《神乌傅》、《首阳山赋》、《髑髅赋》以及白话赋《僮约》、《责须髯奴辞》等。《神乌傅》属于文人赋作。该赋的主旨,意在说明神乌应当弃利避害、全身而存的教训,表达了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观念。该赋是一篇比较典型的赋体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杜笃《首阳山赋》和张衡《髑髅赋》属于赋体志怪小说。王褒《僮约》和《责须髯奴辞》、蔡邕《短人赋》属于白话赋体小说,近于笑话的性质。第九章《汉代小说的历史成就、地位和影响》。本章认为,汉代志怪、轶事、杂史和赋体小说均得长足发展,自成一家。汉代小说开启了魏晋六朝小说发展与繁荣之端,为魏晋六朝以至明清小说的编撰与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艺术滋养。汉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审视、描述中国小说史时绝不可忽略的一大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