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享誉世界的爱尔兰剧作家,约翰·辛格被引介到中国已近百年。其代表剧作如《骑马下海的人》、《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圣泉》等六部戏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被译介到中国,译者正是中国著名文豪郭沫若。作为将辛格剧作带到中国的第一人,郭沫若以一己之力引领了五四文人对辛格的关注,成为了时代潮流的先锋。如今,国内学者对爱尔兰文学和辛格的研究正兴盛,在郭沫若与爱尔兰戏剧家约翰·辛格的文学关系研究上,却重在对两位作家的创作观念契合和文学风格的比较,而忽视了郭沫若接触辛格戏剧历史契机的追溯,缺乏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旨在将研究置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与日本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追溯郭沫若译介辛格的前因后果,从而佐证郭沫若对爱尔兰剧作家辛格的译介,是基于郭沫若“为我所用”的文化理念和对中国国情的思考,而非机械地模仿日本文人之观念。本文将以郭沫若对爱尔兰文学家的译介为研究对象,借助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为理论指导,分析郭沫若以及同时期日本作家在译介辛格上的创造性叛逆及其叛逆背后的前因后果。并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等方法,来帮助认识和分析辛格剧作在中日的译介。本文首先在材料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将研究置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溯源郭沫若1920年-1926年的主要文学活动及其文学思想转变、郭沫若与同期其他作家的历史关联与互动,考辨郭沫若启动翻译辛格戏剧工作的历史脉络,同时发掘郭沫若翻译辛格剧作的创造性叛逆及辛格印记。通过进一步追溯同时期辛格在日本的发展状况,本文将同时考据郭沫若译介辛格的日本因素并进一步分析日本作家在接受辛格和译介辛格上的创造性叛逆。最后通过比较郭沫若与日本文人在译介辛格上的不同,来证明中国作家郭沫若在引介外国文学时“为我所用”的务实理念。返观郭沫若译介辛格的历史,不仅填补了二者文学关系的译介始源材料,在另一方面,也对当代中国“学术自信”的文化建设有着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