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世界多极化趋势得到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贸易摩擦频仍以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贸易保护手段上,从关税保护措施向非关税保护措施变化,其中反倾销因其合法性和隐蔽性由维护贸易公平措施变成各国政府相机抉择贸易保护工具首选。中国国内经济正值升级转型,出口竞争由市场份额向核心技术延伸,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导致欧美等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回归,发达国家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竞争加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与严重通货膨胀并存,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出口商品结构相似性,使依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竞争加剧。中国业已成为当今世界遭遇贸易摩擦重灾区,不仅劳动密集型产品被频繁施以反倾销,而且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未能幸免。更严重的是,中国一旦被施加反倾销调查其被终裁征税的概率和征税税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并因此被长期排除在发起国市场之外。入世以来,中国OFDI流量急剧上升,尽管OFDI动机多样化,但其中以规避贸易壁垒为目的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本文通过研究反倾销对中国OFDI的诱发作用,检验中国企业是否具备利用“走出去”规避反倾销的能力,既有助于拓展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降低反倾销损害渠道,也对转变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推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全球分工地位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价格领先的Stackelberg和Bertrand寡头垄断模型分析具有不同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如何响应于发起国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GMM模型和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理论研究发现:反倾销会引发中国在发起国或第三国从事规避动机OFDI,如果在发起国投资,则不同成本企业的行为选择为:如果企业投资成本小于自由贸易临界成本,此时企业会选择在发起国投资,投资获得利润高于自由贸易条件下出口利润。如果企业投资成本大于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临界成本值,但是小于征收反倾销税条件下的临界成本值。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企业将选择出口满足发起国市场,当被征收反倾销税时企业将选择投资在当地生产经营,但投资条件下中国国内福利效应要小于自由贸易条件。如果企业投资成本大于反倾销税条件下临界成本,则无论是在自由贸易还是在反倾销情况下企业均会选择出口,自由贸易条件下出口利润高于反倾销税征收条件下出口利润。而如果在第三国从事反倾销规避动机OFDI,则不同成本企业的行为选择为:当企业投资临界成本高于反倾销税征收后临界成本但小于自由贸易临界成本时,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向发起国出口,但当发起国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则会通过在第三国OFDI规避反倾销。自由贸易条件下企业所得利润和中国国内福利要高于其他条件。如果企业在第三国投资临界成本小于在发起国投资临界成本时,中国企业将在第三国生产然后出口到发起国;反之,中国企业将在发起国生产。2、实证研究发现(1)与未对中国实施非关税壁垒的国家相比,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和特保措施的国家会显著引发中国资本流出;(2)发起国对中国反倾销措施不仅能够显著诱发中国资本流出,而且这种诱发作用具有时限效应,即由于反倾销影响的持续性,中国资本流出会显著响应于发起国较早对中国实施的反倾销措施,特别是发起国已经对中国实施5～7年的反倾销会显著影响当期的中国资本流出;(3)发起国经济衰退或者贸易失衡可能会削弱反倾销跨越投资动机,而发起国失业增加则会强化中国企业反倾销跨越投资动机;(4)欧盟对中国纺织业反倾销诱发了中国向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投资,证实了对中国反倾销能够诱发中国向第三国的投资,这种投资动机除了规避贸易壁垒外,还兼有效率寻求动机而非市场寻求动机。近年来,中国FDI流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FDI却呈现减少的态势,尽管这是由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多种因素导致,但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推动的出口成本上升也是重要原因。本文通过研究反倾销对FDI的影响,在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演变形势下可以剖析外资动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对提升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本文发现:(1)中国当今国际分工地位的形成不仅在于要素稟赋结构,而且在华的跨国公司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在中国投资建立加工贸易型企业,进口中间产品并向其所在母国出口最终产品,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和其母国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从而使母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概率增加。此外,发达国家夕阳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本国劳动力工资上升而被迫将产业转移至中国,也扩大了中国与其母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同样导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概率增加。当中国真正遭遇反倾销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出口成本会上升将逼迫其向成本更低且未遭遇反倾销的第三国进行转移。(2)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遭遇的反倾销会抑制FDI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