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时期从古印度传至中土,佛教已成为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汉化最典型的代表当属中国的禅宗。禅,尤其是慧能创立的南禅,在唐以后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所著而被尊为“经”2的著作,《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该书包含了南禅最主要的思想,受到众多研究者和翻译者的青睐,是为数不多的为西方人所熟知的中国佛教典籍之一。迄今所见,共有10余种《坛经》英译本。此外,还有德文、法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等译本。中国学者黄茂林第一个尝试将《坛经》译成英语,其译本Sutra Spoken by the Sixth Patriarch, Wei Lang, on the High Seat of the Gem of Law于1930年出版。两年后,曾在中国当过基督教传教士的美国人德怀特·戈达德(Dwight Goddard),在黄茂林译本的基础上创作了另一个英语版本,取名为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收集在一本合集A Buddhist Bible中。其措辞简单易懂,使许多美国人接触到了禅,而戈达德本人也被称为“垮掉禅之父”。但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戈达德的译本不仅不忠实于原本,而且对禅的美国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我们的研究主要依据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视域融合理论及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改善。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的过程即是理解者通过对话将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对话所取得的一致意见即文本的意义,或对文本的解释。但这一理论一方面似乎无法解释所有的翻译现象,另一方面又容易被指责忽视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鉴于此,我们提出一个视域融合的模型,以表明在视域融合过程中实际上取得了两种一致意见——即在译者和源文本共享的偏见之间取得的一致意见,和在两者冲突的偏见之间取得的伪一致意见。第一种一致意见会带来对源文本内容的忠实传递,第二种一致意见则会导致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最终形成的新视域中共享偏见与冲突偏见的比例由在翻译中起作用的社会历史及个人因素决定。文中还阐述了将这一模型应用于翻译批评的四个步骤。按照这些步骤,我们分析了戈达德的译本。首先在译本和源文本之间进行的对比使我们确定了译本中哪些部分是忠实传递,哪些是创造性叛逆。这些忠实传递和创造性叛逆又分别是译者和源文本视域之间共享偏见和冲突偏见的反映。译本中创造性叛逆多于忠实传递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最终形成的新视域中冲突视域占主导地位。对戈达德生活经历、当时西方佛教解读传统及基督教和日本禅宗影响的分析将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20世纪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解读佛教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及铃木大拙等日本禅师的影响,都导致了戈达德对源文本的自由诠释。戈达德翻译《坛经》,并不是为了传播佛教,而只是因为其对本族文化和宗教危机有所意识而欲借助于亚洲传统以求改善。戈达德的作品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展示了译者在向国人介绍一种新的宗教时所体现的创造性。本研究一方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另一方面对一个在西方极具影响的《坛经》译本——戈达德的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我们希望借此引起翻译研究领域其他学者的兴趣,以对禅宗文献之翻译和介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