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十七年(1949—1966)“红色电影”的时代性为研究课题,深入剖析其在思想内容与形式表达两个方面呈现出来的时代性特征,指出时代性是“红色电影”取得成功的基石,对“红色电影”客观而公允的认识与评价,必须立足于其所处的具体时代之上。这对正确梳理百年中国电影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当下的国产电影创作亦具有借鉴意义。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引言部分是对“红色电影”的界定,分别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对“红色电影”作了概念上的界定,并指出中国十七年的“红色电影”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上篇论述中国电影的“红色因素”及“红色电影”的形成问题,追溯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于1913年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可谓揭开了中国电影的“红色”序幕,影片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来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彰显出一抹“浅红”,中经20世纪20年代商业片盛行造成的“红色”稀缺,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领导下“红色”激情的迸发,40年代演化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深红”,直到1949年建国后,电影在很大程度上肩负起为崭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代言的历史重任,工农兵的形象纷纷闪亮登场并一跃成为银幕的主角,本文所特指的“红色电影”在该时期正式形成。中篇论述时代性赋予“红色电影”以生命的问题,该部分是对十七年“红色电影”时代性问题的集中论述,结合着对具体影片的剖析,从思想内容与形式表达两个角度揭示“红色电影”时代性特征。思想内容方面,电影人将全新的思想观念注入到影片中,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关注生活、表现生活、评价生活;形式表达方面,逐步展开民族化的追求,注重从传统艺术中借鉴经验,丰富并革新电影语言,致力于创造符合国人观赏习惯的表现方式。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时代性是“红色电影”赖以存在的根本保障,统观十七年间取得巨大成功的“红色电影”,都体现出极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是“红色”意识形态、大众艺术与市场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可以说,时代性令“红色电影”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意义上回归了电影的三重本性。下篇论述“红色电影”的历史影响问题,这种影响有正有反,关键在于后继的电影创作者是否学会了扬弃。深受“红色电影”影响而创作出来的文革电影,走向了“左”的极端,结果险些给中国的电影事业带来灭顶之灾;而以陈凯歌、张艺谋为首的第五代电影人则很好地运用“红色”因素,拍出极具影响力的《黄土地》、《红高粱》等影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之后,电影体制发生巨大变革,意识形态因素逐步淡化,电影人在“红色”题材的作品中加入大量游戏元素,以期博得观众,赢得市场,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红色电影”开创性地继承。结语部分指出,“红色电影”的成功,是与其妥当处理时代性问题密不可分的;当下的中国电影创作同样面临着时代性问题,今人应当借鉴“红色电影”的成功经验,以期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实质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