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的“法律”应解释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作为特例的国务院职能部门的规章、规定、通知等”,国家考试是一种行政行为,组织考试的主体为国家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其他组织。考试作弊是以欺骗方式参加考试,判例中出现较多的作弊方式是携带设备、冒名考试;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实践,可以将老师更改答卷、考生服用精神药物的行为认定为作弊。组织指策划、协调、支配、安排等行为,组织作弊主要有传送答案、替考、利用作弊软件、考场工作人员示意、考前培训等五种组织方式;组织者可以是多人也可以是一人,组织者可以同时是组织的对象,组织的对象应为三人以上。单纯作弊而没有实施其他组织或帮助行为不构成本罪,情节显著轻微的不构成犯罪,可以从犯意如何产生、实行行为作用为何、组织的严密程度、犯罪后果是否严重等方面综合判断情节是否显著轻微。试题答案是否属于国家秘密不影响对本罪的认定。行为人出售提供试题答案但没有实施组织、其他帮助组织的行为,同时触犯了本罪与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按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的正犯处理更为合适。行为人组织替考人数在三人以下,成立代替考试罪的共犯。组织考试作弊罪是行为犯中的过程犯,存在犯罪未遂。行为人已经完成组织作弊的大部分行为,本罪着手;作弊的不法结果实现,本罪既遂。应根据不同的组织作弊方式确定不同的结果实现时间:传送答案、考场工作人员帮助作弊的组织作弊方式在考生接收到答案并开始答题时既遂,替考、考前培训、利用作弊软件的组织作弊方式在考生开始答题时既遂。组织考试作弊罪存在有期徒刑刑期短、缓刑适用率高等量刑较轻的问题,没有对情节严重为何作出规定是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根据判例中已出现的体现本罪罪行轻重、行为人再犯可能性的情节,并参照其他犯罪情节严重认定的标准,提出组织对象十人以上、非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组织作弊三次以上、首要分子等是本罪的严重情节。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2款是组织考试作弊罪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帮助犯的成立仍以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为前提,故帮助行为应与正犯行为做区分;若帮助行为是其他犯罪的正犯行为,则不再适用第2款;其他帮助行为包括介绍考生或者其他行为人、提供交通工具或犯罪场所、看管维护作弊设备、放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