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伴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检察机关原有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到监察机关,相应的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从刑事诉讼程序中也脱离出来。由此涉及到《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两者之间的制度衔接问题,证据作为刑事诉讼的核心要素之一,整个诉讼程序都以围绕证据的收集和使用进行展开。而《监察法》为监察证据开通了刑事司法化的直通车,赋予了其进入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直接转化的证据衔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重新取证的负担,但是证据直通车并非在诉讼程序的轨道上一通到底,监察证据仍应当接受证据能力的审查。然而《监察法》对于证据能力的规定略显粗疏,在实际运用中造成诸多阻碍。随着《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出台,关于监察证据已有的部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相应的解决,但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过程中,尤其在证据能力上仍旧存在问题和歧义,由此导致具体程序适用上的混乱。本文主要以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为出发点,以《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等规范为依托,首先,对监察证据的概念作出界定。其次,就监察证据现有制度的规定进行简要分析。然后,逐一分析监察证据在取证主体身份上的混淆适用、监察证据在取证程序上的规范缺失以及监察证据种类的笼统模糊规定等现存问题。最后,就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将监察证据的取证主体身份进行明确,并就纪监取证程序作出适当分离。对初步核实和同步录音录像的取证过程进行理论上的界定,并给出在制度上推进的建议。就监察机关收集的特殊证据明确其证据资格,并在具体运用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