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模式,而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在其中显得引人注目,学界也将研究目光转向枢纽型社会组织。但是,当前国内外学者较少研究作为平台型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对其他社会主体进行资源动员,目前研究的不足也给本文提供了研究方向和创新点。本文选取Y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和妇联为案例对象,发现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资源动员是以组织正式化为基础,通过个人水平关系网络的弱联结扩大资源动员范围,以社会主体间的共同利益为耦合点开展宣传型动员、精英式动员和市场化动员。但是个人水平关系网络的脆弱性容易导致资源动员不稳定性,经济资源的成分单一也容易锁定培育对象范围,组织专业化人员不足让资源动员方式难以创新地实施,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包括存在无形的行政壁垒、社会公益意识的淡薄、社会组织品牌未能形塑等。同时,本文发现Y区妇女联合会是依赖于组织垂直关系网络的强联结为基础开展的资源动员,这就会导致对体制内资源的“路径依赖”。此外,官僚行政体制与社会资源动员之间不匹配,对社会资源的动员成本高于政府资源动员成本,造成资源动员目标的局限性。行政化色彩使得培育社会组织的工作常常在其他正式情境下展开,难以与其他主体建立以社会组织为中心的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本文接着对两类枢纽型社会组织进行比较,发现组织正式化程度、关系网络的形态以及精英之间联盟与否是两种枢纽型社会组织资源动员模式关键的不同之处。最后,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确发挥着“承接上下,联通左右”的作用。就当前来讲,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应当提升人员专业化水平,加强组织品牌建设,以品牌效应塑造以组织为中心的水平关系网络动员其他社会主体资源。对于妇联来讲,应当与其他主体建立以培育社会组织为中心的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从而建立起一种外部广泛的认同,进而衍生出组织水平关系网络。但不可否认,“去行政化”依然是枢纽型社会组织长期的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实现“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的平衡。当然,受限于调研对象和调研时间的有限性,本文并没有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其他社会组织的过程进行探究,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