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跨境交易限制的进一步取消,中国政府逐步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QFII、RQFII以及QDII等交易制度的相继推出,拓宽了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渠道,也刻画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历程。尤其是2014年11月17日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本文简称“沪港通交易制度”）的正式启动,为沪市A股市场与香港证券市场建立了方便的连接通道,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资金双向有序流动,是A股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举措。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关键一环,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不仅吸引了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极大关注,而且也是理论界和学术界极为关心的话题。根据Shannon的信息论,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过程为:信息发布者（管理层或董秘等）发出信息,信息媒介（分析师、审计师或新闻媒体等）对信息进行分析解读,最终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投资者或监管部门等）。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一方面通过引进具有先进投资理念的境外投资者,采用“用手投票”或者“用脚投票”等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倒逼内地资本市场制度改革,改善境内上市公司的内部治埋结构,影响管理层等的信息发布行为;另一方面也会提高分析师等外部信息中介的关注程度,并影响其预测行为为:最终,这些信息会反映到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中,从而影响资本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沿着这一思路,采用规范分析法、演绎推理法和实证分析法从管理层、分析师以及股价信息含量等视角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的信息治理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影响机理。不仅丰富了沪港通交易制度、管理层、分析师、股价信息含量等方面的相关文献,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更好的理解和把握沪港通交易制度的信息治理效应,本文首先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其次介绍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制度背景、理论基础并梳理了相关文献;再次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着重从沪港通交易制度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管理层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以及管理层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选取2012-2016年度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参考李志生等（2017）和张饶等（2017）度量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方法,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抑制管理层的自利行为,能够显著提高泸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2）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主要通过引进更多具有先进投资理念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提高管理者能力来改善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3）拓展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强度较大以及环境不确定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中,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能显著提高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的育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市场竞争程度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本文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控制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并通过安慰剂检验、更换度量指标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研究结论仍然不变,证明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具有内部信息治理效应。第二,本文选取2012-2016年度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参考许年行等（2012）度量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方法,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泸港通交易制度对分析师关注度和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的分析师关注度,但是也显著提高了分析师乐观性偏差。（2）基于分析师面临来自于机构投资者的佣金压力视角,探讨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机制。（3）拓展性检验发现,被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沪港通交易制度对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得到了缓解。除此之外,本文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控制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并通过安慰剂检验、更换度量指标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具有外部信息治理效应。第三,本文选取2012-2016年度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参考 Baietal.（2016）、Kacperczyk et aJ.（2013）和刘贝贝（20 19）度量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方法,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股通标的股票的股价存在信息含量;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不仅显著提高了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短期（一年）的股价信息含量.还显著提高了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较长期（两年和三年）的股价信息含量,表明沪港通交易制度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2）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主要通过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降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来增加泸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3）拓展性检验发现,在信息透明度低和股票流动性高的上市公司中,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更能显著提高沪股通标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除此之外,本文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控制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并通过安慰剂检验、更换度量指标等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本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治埋环境,证明了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确存在信息治理效应。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不仅要坚持审慎、可控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原则,还要持续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并以此为契机加快国内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优化内地投资者结构,加强国际之间合作。同时,上市公司也应该抓住机会规范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针对分析师普遍存在的乐观性偏差行为,要加强对信息中介市场的培育,提高分析师自身客观和独立的职业素养。为此监管部门不仅要努力提高资本市场监管水平,提高境外投资者保护水平,还要建立针对管理层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分析师的引导、监督与培育。总之,政府部门、管理层、分析师、投资者以及监管层等各司其职,从而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贡献自已的力量。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本文沿着Shannon的信息论这一思路,将管理层、分析师以及市场整体股价信息含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了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内部信息治理效应、外部信息治理效应以及整体信息治理效应,不仅形成“管理层——分析师一—资本市场股价信息含量”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链条,而且层层递进,较深刻的揭示其背后的影响机理。第二,本文依次研究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管理层业绩预告、分析师关注度和分析师乐观性偏差以及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不仅丰富 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交易制度等方面的相关内容,也为管理层信息披露、分析师预测以及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等提供了增量信息。第三,本文借助“沪港通”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平台,利用PSM+DID模型检验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信息治理效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这一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还为以后其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交易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