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分布与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环境的变迁给人物空间运动以极大速率。晚清时期,随着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裂变,国家社会控制机制陷入失控状态,偏离常轨。继之,晚清王朝对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弱化。整个社会环境发生空前变迁,地理环境之因,其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强烈的区域结构性,由此,脱胎于地理、社会环境的晚清各类政治人物及其活动也随之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学风、经济、教育、政治状况使代表政府的督抚人物分布(剔除八旗之后)呈现由华东、华中、华北向西部地区递减排列,抑汉扬满政策则使八旗督抚在整个晚清督抚人物占据优势,湘、淮军集团的崛起却使湘皖籍督抚分布抹上浓墨重彩一笔。而维新(立宪)人物、革命人物的分布格局与清末以来西风东渐的区域基本吻合,与近代社会各领域转型呈现的地域结构相一致,也与晚清区域近代化步调相协,与晚清社会的开放度相关。经济是社会百变之源。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诸省因社会开化、交通便利、传统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以至人员流动迅速,给了会党传播、发展以有利条件。而湘、淮军集团的运动、社会转型而来的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则给了会党壮大和渗透的广阔空间。农民运动都是发源于中央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经济病变百出之地。天高皇帝远,既给了地方官活动以自由空间,也给了农民运动以逃遁处所。农民运动的特点大多是“官逼民反”。总之,晚清会党农民领袖分布,与晚清中国社会密切相关,与基层社会控制失衡、失范程度相关。此消彼长,此起彼落,是历史时空人物动态分布之趋势。晚清政治领袖人物的空间分布,是晚清人物运动的空间反映,产生并发展于晚清特定的地域空间,受制于地域空间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