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据现存的南昌商会档案，从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角度，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南昌商人和商会组织，揭示其时代特征与演变趋势。全文共八章，约30万字。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商人与商会组织曾经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之一，因而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过，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未能“在商言商”，忽视了具体的市场环境与经济制度对商人及商会组织的制约和影响。笔者认为，商人与商会组织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受到特定的市场环境与经济制度的制约。因此，研究晚清至民国的商人与商会组织，应该以考察当时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为必要前提。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商人与商会组织的市场经济活动，也有助于探讨中国近代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　　清代江西的传统区域市场，由于受到一口通商制度的制约，形成了南北两极市场格局。五口通商和九江开埠以后，强化了南昌作为区域市场中心的地位，促成了江西区域市场的统一。与此同时，晚清对外通商的发展、新式工商企业的出现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导致了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的行会、商帮、会馆等商业组织难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制度的要求，因而需要建立统一的商会组织。1906年创建的江西商务总会，对于推进江西区域市场的统一、整合传统的商业组织和建立新的市场秩序，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北京政府时期，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推行地方自治制度，商人在地方社会中空前活跃。由商会参与制订的商会法及同业公会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商会及同业组织的权益，确立了商会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商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在改善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党国政治，使商会的政治地位日益边缘化。自上而下推行的各项工商业制度及新《商会法》和《同业公会法》，削弱了商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南昌正式设市后，加强了对南昌市商会的归口管理，使之成为地方政府管理商人和商业活动的行政工具。“新生活”运动中，南昌市商会创设“商人节”，试图重返社会生活的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和商会内迁，使南昌的市场环境急剧恶化。南昌沦陷后，在日伪政权的高压统治下成立了南昌市商会筹备委员会，作为控制商人和市场的主要工具。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商会组织仍是商人自我保护和相互联结的重要形式，艰难地维系着本市的商业活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工商业的垄断和控制，普通私人企业主的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丧失，商会的运作也日益受制于政府及少数特权商人阶层。为了维护同业利益，南昌商人在商会之外组织了商社，导致了商会组织的分化。在商社这一特有的组织形式下，集结了普通商人的力量，促成了南昌商会的重组。　　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晚清至民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制度是复杂多变的，商人和商会组织也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商会及同业公会组织是市场环境下制度的产物，又受市场环境和制度的制约。当近代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制度初建，商人的自由活动空间较大时，作为民间商业组织的商会及同业公会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现代国家建设不断加强，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的渗入、企业的国有化以及经济的全面统制时，商会和同业公会日益边缘化，成为政府控制市场经济的一种工具。但不管环境的宽松以及制度的健全与否，商会及同业公会组织作为商人的团体，在市场经济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表现出不断自我调适与灵活对应。因而，离开了具体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变迁，难以真正理解商人和商会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