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梅特钟情的男性群体蕴含着他在共同体层面上对人类社会命运的思考,因而即使这些男性群体中的男性因持有某些性别偏见而有损彼此联系,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依然体现了马梅特在自己熟悉的世界中对人类共同生存的伦理思考。从表面上看,马梅特戏剧展现出一个充斥着冷漠与背叛的毫无温情的世界,这与他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执笔呼吁意义和价值在场的共同体相去甚远。评论者们从现实主义角度认为马梅特旨在批判残酷自私的社会戕害人性,通过价值和意义的缺席来申诉它们的重要性,这或许可以从马梅特破碎的世界里探求得些许希望,但其评论仍不足以阐释作家的创作与愿景之间的断裂。及至创作后期,随着其犹太意识复苏以及政治思想转向保守,他的作品更被认为丧失了批判力度。然而,如果避免将马梅特一贯描绘的男性世界完全锚定在性别之上,并且深入探究他社会批判意识下对意义和价值的建构,那么马梅特的创作和愿景之间,以及他早、中期剧作和晚期作品之间则并不存在遽然断裂。在马梅特丰富的创作成果里,本论文以他的戏剧作品为主,从共同体的角度,分析其早期重要作品《鸭子变奏曲》、《湖船》、《戏剧生涯》,成名代表作《美国野牛》和《格林·罗斯庄园》,以及后期作品《犹太人的消失》、《凶杀》、《浮士德》,并结合他包括电影剧本、戏剧论述和社会时评在内的文集,展示其作品以男性人物群体为主要角色的创作特点之下,在性别、社会和宗教三个方面对人们在个人独立和归属之间探求彼此联系所作出的思考。第一章在性别的层面上探讨马梅特对男性共同体的建构和反思。在其早期剧作中,马梅特通过塑造渴望彼此联系的男性群体,重构男性纽带,展示了男性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可能走向。本章在反思伊芙·塞吉维克和莱昂内尔·泰格的男性纽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波伏瓦的性别研究主张,揭示马梅特意义上的男性纽带的构建,既反映了形而上人类追求普遍联系的意愿,也受到某些性别偏见的侵蚀,但最终在以戏剧表演为隐喻的、对人的总体存在状态的反思中,倾向于逐渐开放。《鸭子变奏曲》中两位步入老年的男性人物在对个体生命有限性(mortality)反思中,颂扬类属传承,并逐渐理解个人通过自由意志选择缓解死亡焦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召唤友谊以缓解由此可能生成的极端化个人主义。与《鸭子》中大写的人相比,《湖船》中的男性群体则体现了塞吉维克所揭示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空间里,社会广泛存在的男性性别身份偏见压制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意义的男性纽带的形成;另一方面,湖船上的男性通过集体讲述故事而得以在其艺术想象力中展现出重新联系彼此的希望。《戏剧生涯》中两位男性戏剧演员相互交织的舞台人生历程,将《湖船》中开启的口头艺术的力量追溯到戏剧的根源中。一老一少两位男性演员通过台上剧目表演和台下的剧院生活,在表演以及对表演的认识中,建构男性纽带。表演的在场性引发的易逝性哲思,让他们理解对方并接受新旧传承中各自的责任。表演中形成的男性纽带既具有基于习俗的共识,也具有改变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它超越性别,使男性共同体有可能走向去性别化的发展方向。第二章在社会层面上,探讨马梅特对市场共同体的思考。《美国野牛》和《格林·罗斯庄园》作为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经典批判的成名剧作,两剧中的男性群体已然显露出围绕市场的、对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机制的建构性的思考。本章通过总结韦伯和哈耶克意义上的市场共同体的概念,并结合鲍曼对市场社会下共同体的道德反思,展示两剧中的男性群体在颂扬个人自由精神、反思私人性以及走向公共的表演精神中,权衡市场赋予的自由与共同体意味着的安全。《美国野牛》尽管批判美国梦堕落为对物质的朝奉,但仍然珍视其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视其为美国民族精神的精髓。更为深刻的是,《美国野牛》进一步反思个人自由的实质,质询因沉迷于追逐私人体验的自由感觉而将私人性情感眼光投入社会的做法。在后工业社会中,为了走出自我沉迷的、内向性的私人体验的自由,《格林·罗斯庄园》中具有表演精神的推销员群体,为可能迷失的人们带来启发,他们积极地利用市场共同体赋予的自由,从而让这种个人自由呈现出崇尚社会交往的公共意识,在公共维度上夯实市场共同体的个人主体性。第三章结合作家创作后期中犹太意识复苏的背景,在宗教层面上,探讨马梅特对犹太共同体的思考。在《犹太人的消失》、《凶杀》和《浮士德》中,他的共同体思想在其对族裔身份的反思中展现出宗教意蕴。马梅特将民族和宗教意义上本来相辅相成的犹太共同体问题化,凸显离散地犹太人在认同时的困境,并通过守持犹太教的偶像禁忌指出形成犹太共同体的方式。《犹太人的消失》展示了犹太人与美国社会高度整合的情形下,保持犹太身份的不易。两位男性朋友拥有极为不同的对待犹太身份的态度,却相互影响和启发对方,从而在极端正统的犹太教思想和彻底世俗的同化结果之间标定了犹太共同体的两极,它汲取纳粹屠犹后犹太人的集体生存意识,并且召唤现代社会人际联系以抗衡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惨剧发生的僵化的、相互隔离的现代社会精细分工的机制和实用导向的理性。在总体上权衡犹太共同体的两极界限之后,马梅特在《凶杀》和《浮士德》中具体地展现了犹太共同体的指向。仅仅依赖屠犹浩劫以及以色列建国的民族意识所激发的共同体在《凶杀》中受到质疑,该剧质疑同化的犹太人从民族主义团体中寻找家园的做法,否定集体崇拜,从而将犹太共同体的精神维度置于思考中心,即遵循犹太教要义、反对崇拜任何偶像。奉行偶像禁忌的犹太共同体不仅反对集体偶像,也否定以理性和知识的名义把个人自我捧上神坛,《浮士德》扎根浮士德文学传统,通过展现一个狂妄地企图在抽象数理逻辑知识中钻探一切奥秘的现代浮士德的失败,来反对以自我为偶像的个人崇拜。他本人的狂傲与其儿子谦卑的爱形成强烈对比。正是借用后者的诗歌,魔鬼赢得了神性自成的浮士德,而浮士德揭示世界本源的大书和他儿子的诗歌,在参照犹太教宗教成文律法和口传律法相互指涉形成意义的阐释传统中,也为所有现代人在看待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方面带来启发。马梅特作品中的男性世界在表面上剔除了理想的共同体温情,却在其中心保留了理想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共同体。共同体所指向的美好至福的状态永不可实现,但那是指引着人行动的方向。马梅特建构性的共同体以戏剧表演为隐喻,在社会中指向公共交往,拒绝对集体和对自我的偶像崇拜,与其说他意在刻画共同体的各种外部指征,不如说他旨在揭示形成共同体的内生机制和动力源泉。马梅特笔下共同体的建构性特征将个人主体地位前置,同时强调个人责任感,诉求人类经验积淀形成的传统中的人情常理。对个人的看重让马梅特最终认同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从而认同美国。如果说他共同体思想的力量在于它处于永不可实现的理想之中,那么在他将其具象化为美国并为此恪守现实的不完美性时,那个本在期望中无限到来的共同体的理想就显然被放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