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周立波是一位特殊的作家。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他对新政权下的乡村秩序问题进行了持久的关注与探索。从其文学创作生涯的起始到终止,他都在不断地思考这一问题,并以小说的形式记载了这一探讨与思索的过程,试图传递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局限,周立波主要的是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验性的体验上来思考新政权下乡村秩序的构建问题。因此,意识形态色彩便成了作品的基本底色。然而,周立波本人所坚持的民间化立场,使他更关注于乡村世界中民众的原生态的生存状态。这就造成了周立波在叙述乡村秩序时实际上指向了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意义,即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形成的“人造秩序”和乡村社会本来就存在的“自发自生的秩序”。由于两种秩序生发的机制及指向的功能各不相同,因此也就导致它们在周立波的小说中的表现形式及其地位也不相同。“人造秩序”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其重点探讨的对象,以外显的面貌呈现在小说文本之中;而“自发自生的秩序”则处于从属地位,以内隐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这两种秩序不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相互交织与冲突的,二者之间形成了构建与消解的关系。本文就是以周立波创作的乡村题材小说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作家笔下的乡村秩序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在这一探讨过程中,周立波在创作时的内心尴尬境地也就逐步呈现出现来。这为我们了解20世纪四五十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