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的显学,它也是个非常活跃的领域。由伯明翰学派最早开启的传统正在薪火相传,造就了一大批蜚声中西的学者。本文所研究的对象约翰·菲斯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先后工作和任教于英国、澳大利亚及美国,也曾经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从事过工作。复杂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为其提供了研究文化的崭新视角,他的关于大众文化的著作被视为美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作为一名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迷,他对当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消费文化给予了极高的礼赞。沿袭了伯明翰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理查·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与斯图亚特·霍尔主张把文化与社会和政治结合的思路,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人”。他提倡一种“文化政治”,把文化看作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斗争的场域,在这个领域,普通大众并不是一个个“原子化”的被体制愚弄的个体,而是生龙活虎的具有创造力的与文化工业形成对抗的能动消费者。他紧密围绕“权力”争夺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把眼光专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上,从多个层面描述了大众在消费活动中与宰制集团争夺权力时所具有的优势。因此,“为大众赋权”是贯穿他整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本文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此展开探索:　　 首先,菲斯克用独特的方式界定“大众”和“大众文化”,为其理论在整体上定下了基调。他把大众看作一种“效忠从属关系”,他们有随时调整这种关系的权力。这种关系产生于大众内部,它具有随着具体时间和语境改变而变化的特征。大众“同意谁”和“反对谁”都根据自己现实的利益决定,因此,他们选择自己的归属是实践的事,而非结构的事。这就让大众摆脱了受奴役的地位,成了权力的主体。在这个前提下,菲斯克提出了同样独具特色的大众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由大众生产、专属大众自己的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产品与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出来的文化。即是说,大众在消费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时,可以产生出自己的意义。这就与法兰克福学派主张大众是文化工业所强加的观点形成了根本分歧。　　 第二,在表明了自己对待“大众”与“大众文化”的基本立场后,菲斯克便着手从实践领域展开对大众符号权力的理论化工作。在现实生活中,大众不占经济优势,因此要“解放”他们,就必须令其摆脱经济领域的束缚。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菲斯克提供了灵感,他提出了商品的“两种经济模式”,构建出了一个与“金融经济”并列的“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展示了大众符号权力的来源:一方面,在这个领域没有货币的交换,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大众的消费不受购买力的限制,由此,去除了他们在金融经济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明显标志；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实质区别,作为受众的生产者根据自己的利益所需进行意义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者虽然也想控制这些意义,但因为意义并非按线性流通,不容易受制于人,所以他们的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　　 第三,菲斯克还提出了大众符号权力所依赖的文本基础。他所说的文本不是单纯的纸质文本,而是泛指消费社会中一切可以被用来阐释的事物。当然,不是任何文本都能展示大众的符号权力,它仅仅建基于对大众文本的阐释性解读。这种文本既具开放性又简单易懂,它具有煽情、浅白、过度、陈词滥调、矛盾重重、贫乏等特征,是“生产者式文本”。它的这些特点保障了大众的符号权力,为他们自由介入文本提供了可能。大众把文本与自己对日常生活的体验结合在一起,可以创制出对于自己来说能带来快乐,对于宰制集团来说具有威胁性的意义。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所担心的那种文化强制性所导致的齐一化、标准化的塑造同质性社会主体的可能性就很小。　　 第四,菲斯克对日常生活中大众符号权力的运作方式也给予了详细描述。他归纳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运作模式: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与大众“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他着重描述后一种权力在日常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所体现的对前一种权力的符号式抵抗。他认为,权力集团从宏观的“战略”上进行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控制,大众则运用“游击战术”进行对抗。在他的描述中,灵活的“战术”总是会让笨拙的“战略”措手不及,从而为大众赢得瞬间的权力欲望的满足。他强调,大众的对抗始终是不间断的,因为在对抗中产生的“快感”为对抗本身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菲斯克突出大众所拥有的符号权力旨在凸显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政治潜能。大众文化是代表大众自己利益的文化,而大众利益与文化工业的利益不同,因此大众文化“不仅保留了社会的差异,也保留了这些差异的对抗性,以及大众对这种对抗性的意识。”①大众文化蕴含的这些进步因素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赋予大众以力量,使他们有能力从事一些微观层面的政治行动,从而扩展他们的社会文化空间,依靠自己的喜好影响权力的再分配。　　 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在国内外均引起了很大争议,既备受推崇,也屡遭质疑。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对大众文化的独特阐释可以为长期悲观气氛笼罩的文化研究领域注入一丝活力,也为“清真教徒式”的左派理论因为忽略大众日常生活的快感政治而陷入窘境,时常不能赢得大众支持的病态局面提供一剂处方。　　 除了导论部分对选题缘由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及论文的基本篇章结构进行了说明,结语部分对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中的关键词作了辩证分析外,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内容依次展开如下:　　 第一章: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政治传统。本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传统对菲斯克的影响。一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情结”,这即是指站在不同于精英的立场上看待大众和审视大众文化的方式；二是伯明翰亚文化研究中所挖掘出的抵抗因素,一种符号式的体现于象征层面的抵抗；三是霍尔个人对菲斯克的影响。　　 第二章:“大众”与“大众文化”的理解和界定。本章首先对菲斯克的大众以及大众文化理论诞生的理论背景作了分析,接着对“群众”这一术语的发展进行了追溯,展示出了他使用“大众”代替“阶级”和“群众”的合理性。最后在考察菲斯克的“大众”和“大众文化”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它们的特殊内涵,即把大众看作能动的主体,把大众文化看作大众能动生产出的对抗意义的集合。　　 第三章:文化经济与文本中的大众符号权力。本章着重厘清菲斯克赋予大众符号权力的思路,对商品中的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进行分析是起点。因为文化经济中流通的是大众生产的意义和快感,所以整个经济过程由大众主导,他们拥有商品的选择权与对抗意义的产制权。接着探索了大众符号权力的文本基础,在与巴特和艾柯文本观之比较的基础上构建了“生产者式文本”,并揭示出这类文本中的大众权力。象征大众符号权力的大众文化资本理论也在本章得到了论述。　　 第四章:日常生活与大众权力的运作。本章进一步展示了大众符号权力在日常消费领域的情况。首先分析了福柯的“权力学说”对菲斯克的影响,接着分析了德赛图等人的日常生活理论对菲斯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大众如何灵活利用“战术”与权力集团的“战略”展开对抗,维护自己的符号权力。最后,通过分析菲斯克的快感理论说明了大众展开与权力集团不懈斗争的动力。　　 第五章: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本章指出了大众维护自己的符号权力在微观政治层面上所能起的作用。首先描述左派所面临的危机,然后指出产生这种危机的因为根源于对大众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符号权力的忽视,最后指出大众文化中蕴含着政治潜能和重视大众文化领域中的符号式对抗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