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就是知识，还是知识就是课程?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教育理论工作者前进的步伐。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孕育着现代课程知识观与前现代课程知识观的根本分野：凡认为“课程就是知识”的课程知识观是一种缺乏反思性的课程知识观，在它指导下的课程知识构架集中体现为奴役性，课程知识担负着“规训”受教者的神圣使命，也正因为如此，课程知识在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中世纪成为统治阶级“化民”政策的工具；凡认为“知识就是课程”的课程知识观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课程知识观，尤以“百科全书派”的课程观为代表，表达了人们在冲破宗教束缚后积极进取的热情。这两种课程知识观都属于前现代课程知识观的范畴。现代课程知识观是伴随着现代教育(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出现为标志)的出台而出现的一种课程知识观，它既不信奉凡课程都可作为“知识”的合法性，也不盲目追随知识都可成为“课程”的合理性，而是试图在课程与知识的夹缝中重建课程知识的大厦。无论是现代主义课程知识观，还是后现代主义课程知识观(二者共同构成现代课程知识观)都期待探索一种立足于“课程知识”本性的，而非基于一般知识论的课程知识观，以求得在“课程”与“知识”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平衡。 本论文的基本论点是：现代课程知识观的演进是课程与知识对立统一的过程，对立是指在知识进入课程这一历程中要经过价值观斗争的中转，因为课程绝非是对知识的“镜式”反映；统一意味着课程与知识要以共同的功能建构为平台，使课程的“育人”功能与知识的“认识”功能有机统一起来，实现知识教育化的顺利转化。这种对立统一贯串了整个现代教育史，反思这一过程：从实用主义到要素主义，从要素主义到结构主义，在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每一环节都蕴涵着课程知识观的内在争斗和交锋，从而不断推动着课程知识观向纵深发展。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课程知识概念泛化，真理性隐退，“深度”消失的祛魅过程：从经验课程知识观到文化要素课程知识观，从建构课程知识观再到以融合经验、文化、权力为特征的多元课程知识观的初见端倪，课程知识日渐被逐出“真理”的避风港，走向以“意义建构”“理解生成”“批判对话”为特征的新课程知识观。是什么原因推动着这一深层的转变?那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强烈冲突、社会民主与个性自由的双重诉求。正是这些潜在的矛盾使课程知识观演进表现出独特的模式：以知识的社会建构和个人建构为内容，以知识的价值斗争和功能探究为动力，以课程知识的本质追问为内核，形成了一幅课程知识与学习者、民主社会和谐互动、整体推进的壮观图景。课程知识观的进化不是“真理”含量的增加，而是施展人的本质力量的空间的扩张，是课程知识本质疑窦的增生，是课程知识“深度”魅力日益祛魅过程。探寻“四流派”(即实用主义、要素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下同此)的课程知识观纵向演进规律，必须以其本质观、功能价值观和学习观为维度，因为课程知识现实形态的形成以课程知识本质观的建立为轴心，以课程知识价值观和课程知识功能观为两翼，其中前者是课程知识社会建构的场所，后者是课程知识个体建构的阵地，三者共同决定着每一流派课程知识观的最终形态。总而言之，现代课程知识本质观直接代表着各流派课程知识观的发展水平，而功能观和价值观从两个侧面折射出课程知识本质建构的动态历程，也预示着我国新基础教育课程知识本质建构的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