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泰国和美国以条约形式确立安全同盟关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国紧密追随美国外交战略,参与了美国在亚太地区诸多重要的军事行动。到20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革和尼克松主义出台,美国因应调适其全球战略,泰国对美国的全面追随也转变为有限追随。其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外交政策不再亦步亦趋的全面因应美国的战略诉求,而是在同盟框架之下保持一定的限度。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泰国对美有限追随政策的形成?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有限追随”作为对泰美调整后的同盟关系互动的概括,是一种描述性的内容,而非概念性名词。追随的概念中涉及到的威胁、利益,构成追随理论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素。本文选取威胁、利益和认知三个要素作为分析泰国对美有限追随政策形成动因的变量。同时,将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同三个分析要素相结合,以此构建了追随理论视角下的泰国对美有限追随分析框架。三个层次的分析要素共同作用,推动泰国对美有限追随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泰国对美国有限追随政策形成的动因是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作用的结果。从体系层次来看,国际格局的变革、美国战略的调整使得泰国面临的外部威胁压力下降,为泰国对美有限追随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宏观性背景和动因;从国家层次来看,泰美两国在各自利益上的分歧以及美国对泰国内政干涉引起的主权利益担忧迫使泰国主动调整本国对美国的追随政策;从个人层次来看,对于本国面临的威胁和利益诉求的认知,国内社会力量的干预和影响以及传统灵活外交战略的认知等因素,加速了泰国外交政策的调适和发展。泰国对美有限追随政策的影响广泛,对于东亚地区局势而言,一方面缓和了东南亚地区安全局势,另一方面削弱了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效力;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有利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改善,同时制约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于泰国自身而言,不仅有利于提升泰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更有利于提升泰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