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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以来,该指标几乎每年都被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在2013年国际清算银行召开的“危机后金融体系变化的监测与评估”议题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介绍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并得到国际社会和与会专家的认可。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目标,即“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进一步指出,“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可见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已经成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监测分析指标。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创新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融资渠道及其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银行信贷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直接融资占比不断增加,融资结构呈现多元化特点,这给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实施和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带来了严峻挑战。通过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不仅有助于分析近年来飞速发展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深刻认识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和结构变化,还可以为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决策依据,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信息支持,从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结合本国国情,全面深入的分析了社会融资规模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提出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最后指出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社会融资规模发展现状及结构分析。本部分主要介绍了2002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及特点,并对其具体构成指标的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三部分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影响实证分析。本章选取基础货币、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债券回购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研究指标,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第四部分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影响实证分析。本章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指标,通过构建VAR模型,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第五部分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终极目标影响实证分析。本章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货币政策终极目标的研究指标,通过构建VECM模型,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终极目标的影响。第六部分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在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会对基础货币产生正向效应,融资规模增加会促使货币当局增加基础货币,从而保持货币供给和需求的稳定;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会对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产生正向效应,同时这种效应在短期内会对利率造成一定的波动,但波动幅度很小;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会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产生正向效应,为防止信贷规模增长过快,货币当局会有意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对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则会对其产生负向效应,当资金需求旺盛时,商业银行及其存款机构会减少超额存款准备金,从而获得更多可贷资金。在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正向效应,这有利于二者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为构建“两中介目标、两传导机制”提供实证依据;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也会对长期利率产生正向效应,并可以通过完全预期理论和流动性溢价理论进行解释。在社会融资规模对货币政策终极目标的影响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会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效应,但只要融资规模增长适度,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针对上述实证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适时扩大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口径,提高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并不断优化融资结构,提高融资效率,从而保持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利用社会融资规模助推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利率市场化的重要监控指标,同时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而全面促进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