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美国的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深具影响的新闻报道形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入中国新闻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传媒与社会发展进程,是西方新闻观念和实践对中国新闻业产生影响的典型案例。本文采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运用各类文献材料考察调查性报道导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关注这一过程中观念、实践与话语的互动机制,进而考察调查性报道的引入如何导致中国新闻文化的变迁。本文将调查性报道引入中国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中期,调查性报道观念传入中国,但并未被中国新闻业界和学界的主流所接纳。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业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调查性报道实践,这些实践大都在舆论监督与深度报道的话语之下展开,调查性报道的独立话语尚未形成,记者也未能以调查性报道的规范性要求来反思自身行为。第二个阶段始于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新闻调查》等调查性电视节目的创办以及《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向深度调查报道转型,中国新闻界的调查性报道实践日趋活跃,关于调查性报道的话语意识逐渐形成。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联系日益密切,具备了共同体色彩。借助新闻阐释共同体的话语建构,调查性报道的实践经验被提炼成公共知识得以传承和扩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实现了由制度化向合法化的过渡,最终使得调查性报道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新闻文化结构”概念,将调查性报道导入中国的过程放置在“结构-事件”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审视。中国新闻业引入调查性报道旨在改造滞后的党报范式,重建媒体的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但并未全盘照搬西方调查性报道观念,而是通过话语转换、资源分配等形式重新阐释调查性报道的内涵,将调查性报道的意义收编至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虽然如此,调查性报道的引入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新闻文化的结构,促使党报新闻传统、儒家士人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三种新闻文化的结构方式发生变化,推动了中国新闻实践的专业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