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政举进士，入翰林，陪侍帝侧，辅弼储君，名位不求而自至。但是，他一生中有两次被迫致仕，皆在其官运飞腾之时。第一次在弘治元年十月，弘治五年十月复官；第二次在弘治十二年六月，致仕后三日而卒。作为一名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帝王近臣，程敏政处理问题时，颇有失当之处。在排除异己的关键时刻，这些失当之处自然就会成为他的“罪状”。程敏政有三次休宁家居，或因父母离世，或因受人弹劾，这是人生中的不幸，然而却是学术上的幸运。程敏政家居闲暇，无案牍累形，故能专心学术。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而且整理了许多文献著作，奠定了其学术大家的地位。所以，这三次家居是程敏政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程敏政深居馆阁之中，诗作不免浸染“三杨”旧习。一旦离开京师，南奔老家，多能突破窠臼，或沉重悲愤，或忧嗟余生，颇能折射台阁重臣的心灵一角。尤其是衔冤致仕、亲人辞世之时，文多怨气，语含悲音。当他耳闻目睹生民遭受的苦难，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憾，创作了一系列哀矜民瘼之作，颇有批判力度。但风弱木强，不能撼动“台阁体”的根基。程敏政的散文创作，自有高格，非唯雍容之体。佳作篇什，足以追步前贤，亦无愧于后。他的政论散文大多数围绕国家大事展开，系统阐释其宏伟的政治蓝图，体现了“礼治天下”的思想。史论散文往往从具体历史事件入手，纵议历史人物，观点求新求异，偶或因循守旧。程敏政的记文、序文多数是应请之作，文章的社交性往往大于文学性。作为皇帝的近臣，程敏政善于点缀皇朝的升平气象，批判锋芒晦而不明，却有一定的移风易俗的功能。山水游记无论描写景物，还是抒发感情，可堪佳作，列入唐宋大家诸作之中，毫不逊色。名世之作《明文衡》为程敏政独自编选，欲成一代之文，作者生前两次结集而未付梓。从第一次结集算起，经历了成化稿本、弘治稿本、程曾抄本的嬗变，最终形成正德五年初刻本。嘉靖两个重刻本基本保留初刻本的原貌，乾隆两个删改本均作了程度不同的删改。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删改力度最大，删文数量是摛藻堂全书荟要本删文数量的二倍。无论是以“平胡征虏”为题材的文章，还是偶涉违禁思论的文章，不分程度轻重，只要涉及敏感话题，悉以抽删。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四库馆臣不惜更改题名、词语，甚至增入新的文章。这体现了清庭对前代遗文的警惕心理，同时亦表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既保存了文献，又毁灭了文献。因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文衡》中的《提要》颇有商榷之处，如卷数、文体种类、录文时间上下限及相关选文的评价等。程敏政的文学创作观散见于序、跋、题记等中，既重视传统文论，又能有所突破。但是，他的创作观与《明文衡》的编纂宗旨颇有异同。《明文衡》意在批驳“去道入文”的文弊，唱导“文道合一”文风。《明文衡》长于选文，短于选诗，“文”具有很大的宽泛性。《明文衡》四十种文体“以类相次”，对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种对不同“文”采取的包容态度及严密的编纂思想决定《明文衡》在广义“文选学”上占有一席之位。《明文衡》所选的琴操都是文学性极强的作品。琴操须协琴而歌，且与修身等活动关系紧密，即使处于穷途末路，犹能自守高尚的情操。作为古曲，琴操有一定的写作模式，且每首琴操皆有本事。本事一般与古圣先贤有关，因此琴操指意深远。杂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体。吴讷谓它以“议论说理”为主，徐师曾说它“随事命名”。程敏政对杂著的理解正好衔接了二人的观点，然而他的理解并不一致。胡翰《杂著十四条》、胡俨《杂著十一条》显示了杂著之“杂”，在某种程度，这体现了《明文衡》选文的宽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