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确立了“文化立国”的发展策略,并将电影产业的振兴提升至国家战略的层面,给予积极引导与大力扶持。此后,韩国电影冲破重重困境,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堪称电影界的“汉江奇迹”。对韩国电影政策进行系统性地研究,有利于我们从中找寻韩国电影成功的原因,获取电影政策制定与改善方面的经验,并探究电影政策背后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政策为对象,虽然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但并不拘泥于单一学科领域,而是尝试跨越“文化研究一政策研究”的二分法,既运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吉姆·麦圭根的文化政策话语理论等为基础,致力于韩国电影政策历史发展的梳理,从批判性的视角分析韩国电影政策的变迁,并揭示政策背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又运用经济学的价值二元论、公共政策学的工具性知识对电影政策的施行效应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获得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与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着重讨论了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近年来,韩国电影及其电影政策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热衷研究与探讨的话题。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是韩国电影政策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也是韩国电影取得飞跃性发展的最为关键的时期。在现有的研究资料中,韩国学术界对本国电影政策的研究主要以2000年为分界点。2000年之前,关于韩国电影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较少,研究角度也较为单一。2000年以后,由于政府对电影产业的重视,韩国学术界对电影政策的研究开始进入井喷阶段,研究角度呈现多样化,并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体系。而我国学术界虽然对韩国电影的崛起也多有关注,但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电影文本的分析和电影产业的简单介绍上,专门针对韩国电影政策的研究较少且持有一边倒的赞扬态度,缺乏全面性的认识。第一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正文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对20世纪90年代前韩国电影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将该部分作为文章的论述背景。该部分将韩国电影政策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0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下电影政策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电影作为新兴的大众媒介以现代文化殖民移植的方式传入朝鲜半岛,韩国电影虽然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但创作与表达的自由始终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压制。日本殖民时期的电影政策主要以压迫民族解放思想和宣传军国主义为主要目的,严苛的审查制度是最主要的内容。第二个阶段是1945年至1960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后电影政策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先后发生了日本殖民者投降、朝鲜战争爆发、南北分裂、美国军事占领、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韩国电影与坎坷的国家命运一起,经历了无数次的沉浮。电影政策也由于主体的混乱,导致政策目标与方向经常发生改变,政策内容也处于朝令夕改的状态,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第三个阶段是1961年至1984年,以《电影法》为中心的电影政策体系的构建时期。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韩国正式进入“军事政权时期”。韩国第一部电影基本法一《电影法》在这一时期被制定,以此标志着政府主导的以保护和管制为主的电影政策基调得以确立。但由于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电影始终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难以获得真正的发展。第二章是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电影政策的转变,以及90年代以后历届韩国政府的电影政策进行阐述与分析,在文中主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1984年12月31日,以《电影法》的第五次修订为标志,政府主导的以保护与管制为主的电影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电影业许可制向注册制的转换、独立电影制度的设立、制作业与进口业的分离等政策使韩国电影制作开始自由化,以往保守的垄断生产结构也开始出现裂痕。但是这一政策上的转变并不是韩国电影产业内部自律发展的反映,而是美国这一外部势力推进的结果。美国政府对韩国的战略调整促使其通过两次韩美贸易协定迫使韩国政府对外开放电影市场,以倾销好莱坞电影,弥补对韩贸易逆差。80年代末期,全斗焕政府的消极应对使韩国电影面对好莱坞电影的侵袭,被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直到90年代金泳三政府的上台,韩国电影政策才真正由消极应对转向积极振兴。分析转变的原因:首先,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为电影政策的变革提供了政治保障;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席卷转变了政府对电影的认识,电影由意识形态工具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化商品,特别是电影的经济价值在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下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极大肯定,导致90年代后的电影政策均以产业化振兴为主,以文化扶持为辅。第三,电影政策的转向离不开韩国电影人的坚守与努力。论及电影政策转向的具体体现,论文分别从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成立、电影审查制度的废除、电影分级制度的引进以及电影振兴金库的设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此外还对90年代以后历届韩国政府的具体电影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阐明韩国电影政策的转变趋势。政策效应是政策手段运用及政策目标实现程度的最终反映与具体体现,也是检验政策是否有效执行的途径。论文的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对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电影政策的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进行阐述。在第三章,本文分别从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和版权市场三个方面,对电影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首先,90年代的韩国电影政策主要以扶持国内市场为重点,通过政府对市场资本的大力引进和公共资金的投入与引导,形成了多元主体的产业资本结构,扩大了资本规模,是韩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韩国大片作为电影高度产业化的结果于1999年登场,并依靠强大的观众号召力扭转了好莱坞霸占本土市场的局面,带来了韩国电影产业经济收益的激增。其次,对海外市场的扶持与开发是2000年代之后韩国电影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力图改善电影收益过度依赖本土票房,寻找经济新增长点的应对之策。本节通过对韩国电影的出口、国际合拍片的制作以及电影技术服务的出口三个方面,分析电影政策在海外市场的经济效应。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如今韩国电影的出口已经形成了影片出口与技术服务出口并重的局面,特别是李明博政府对电影制作技术的大力扶持,使韩国的电影技术服务出口额一度超过影片的出口额,为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开拓提供了可能性。第三,除了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电影票房以外的附加版权收益大大增加。但是由于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导致电影盗版、非法下载行为泛滥。为此,韩国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制定版权市场标准契约方案,构筑电影网络市场信息统合电算网等措施,全力保护韩国电影的版权市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世纪90年代后以扶持和振兴产业为重点的政策内容确实使韩国电影产业的经济效益剧增,但是政策对电影经济价值的过度倾斜以及对文化价值的严重忽视,导致市场繁荣背后出现了严峻的产业结构问题和文化发展问题。第四章主要对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电影政策的文化效应进行分析与评价。2006年以后,韩国政府反思自身,在重视电影经济价值的同时开始关注电影的文化价值,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电影文化发展与普及的政策。本章通过对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等多样性电影的扶持政策,文化弱势群体的扶持政策,电影教育的扶持政策等三项政策内容阐述,并分析上述政策的执行效果。首先,对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等多样性电影采取以确保上映机会为重点的扶持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多样性电影的上映机会,但仍需对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扶持方式。其次,以偏远地区居民、视听残障人士观影便利性为重点的扶持政策,扩大了民众共享电影文化的权利,此外电影业领域性平等问题、在韩外籍人士的观影便利性也开始提上政策议程。第三,电影教育在以培养电影制作专业人才的技术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果。近年来,教育范围开始扩展到以一般市民为对象的电影素养教育,注重融合性人才的培养。第五章主要是对韩国电影政策的评价与展望。首先,本章以哈瑞·希尔曼·查特兰德和克莱尔·麦考吉的文化政策模式为理论基础,运用横向比较方法将韩国与美国、法国、英国的电影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揭示韩国电影政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进一步充实文章的研究体系。其次,运用吉姆·麦奎根的文化政策话语结构理论,对韩国电影政策话语结构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批判主义视角,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政策话语结构发生了国家话语退守、市场话语主导、市民话语积极参与的演变过程。最后指出韩国电影政策今后发展的方向与需要改善的问题。结语部分主要是韩国电影政策对我国今后电影政策制定、实施与改善的经验与启示。第一,在电影政策的制定中,要正确认识与衡量电影多元价值之间的角色与关系。第二,关注“电影本身”,而非将电影当做一种手段或工具,使其仅服务于政治或经济等其他目的。第三,加快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的转变是电影市场经济发展与电影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