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简·爱》称得上是文学史上一部佳作,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作品之一,它成功地塑造了一名为了争取平等地位的坚强女性。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李霁野先生第一次将其翻译为中文至今已有一百多个英译本(包括全译本,节译本,编译本,中英对照本),《简·爱》也被列入中国中小学生必读经典书目之一。正是因为译文的流畅优美,才收到中国读者的推崇与喜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学者开始从事《简·爱》的译本研究。在如此众多的译本中,人们主要对祝庆英,吴钧燮,黄源深和宋兆霖的译本情有独钟,祝庆英译本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全译本,有着深刻的意义,吴钧燮译本也是广受翻译界好评的译本之一,黄源深译本是九十年代中国读者好评较多的译本,而宋兆霖译本是21世纪互联网销量最高的译本(数据来源于当当,亚马逊等大型图书销售网站)。出于以上原因,笔者将这四个译本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本文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指导理论,它兴起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挑战了传统翻译观中的“忠实”,坚称译本不可能完全忠实于源文本。由于两种语言的环境不同,译者在翻译中不得不进行“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埃斯皮卡首先提出,我国学者谢天振将其引入中国,并将这个概念引入至翻译的整个过程,包括翻译的接受与传播,同时他把文化之间的碰撞称为翻译中的主要矛盾。本文将首先分析小说翻译的特点,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指导,总结出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几个原因,以四个《简·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各个译者在翻译中对于词语,句子以及修辞的不同翻译手法,从而得出在小说翻译中,译者需要结合个人主观能动与创造性。通过对比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小说汉译有着独特的指导意义。第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存在于小说翻译的整个过程,哪怕是同一个源文本,也会产生不同的译本。具体表现在用词的选择,调整句子顺序以及修辞的转换。第三,这四个译本语言表达,情感传达各有千秋,从解构主义视角出发,作者发现创造性叛逆不是随心所欲地更改原文内容,而是结合译者所处环境,肯定了译本多样性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