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实施往往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比如武装冲突、战争等。此类犯罪通常是由军事组织或者团体实施,作为这些组织或团体的指挥官,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实施犯罪,但鉴于他们对下属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指挥官未能有效阻止下属犯罪或惩罚犯罪者,可以从侧面表明他们对下属实施犯罪的默许。与此同时,此类罪行涉及到的人数众多,国际法庭难以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治罪,一方面收集证据的难度过大,另一方面司法成本的承担过重。因此,有必要将未能有效采取措施防止或惩治犯罪的指挥官作为惩治目标。文章第一部分对指挥官责任进行了源流梳理,指挥官责任设立初期的适用主体限定为“军事指挥官”。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指挥官直接命令下级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形,视为指挥官和下级成立共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布后,第28条将指挥官责任从个人刑事责任条款中独立出来,并将其区分为军事指挥官和其他上级。第二部分梳理国际刑事法院Bemba案,提炼此案争议焦点并探究分歧背后的原因。虽然《罗马规约》第28条的较之前的规则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未能释明的内容。因此,本文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指挥官责任在适用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其中,判断指挥官是否采取了必要且合理的措施争议最大,本文认可国际刑事法院在Bemba案中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所作的判断。最后一个部分,结合执行上级命令不免责的有关规定和学说,论述指挥官责任与执行上级命令不免责的共同之处以及二者面临的共同问题。此外,还将指挥官责任与概念上容易混淆的替代责任和间接正犯作了分析比较。虽然我国并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是全球性的,希望本文对指挥官责任的探讨能够有助于我国刑法的发展。